“什么事？”
“你怎么跑到《十月》上發了那么一篇文章？”
林朝陽意識到他說的應該是《傷痕文學的必然興起與衰落》，他不解的問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妥？”
“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崔道義問。
“知道什么？”林朝陽一臉茫然，被他問的更懵了。
崔道義見他這個表情，心里明白了，看來林朝陽對于文學界的爭論和風向確實不太了解。
果然是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崔道義搖了搖頭，給林朝陽講起了他所了解的情況。
此后的兩年時間里，情況也確實如大家所想的，風氣變得越來越開放，不少文藝界的重量級人士也在期間陸續回歸。
但任何風氣的轉變都不是一下子的，在各持己見的爭論之中，文藝界逐漸誕生出了兩個派別：惜春派和偏佐派。
惜春派主要以周、茅、巴、章、馮、陳等作家為代表，偏佐派則以王、林、劉、丁、賀等作家為代表。
雙方針對嗡嗡嗡結束后的文學創作是否應該真實地暴露和反映中國當代社會傷痕與現實以及是否應該恢復“十七年”主流文學的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
1978年1月，劉昕武的《班主任》發表在《人民文學》，并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讓惜春派在與偏佐派的爭論中占據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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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傷痕》發表，“傷痕文學”的名字不脛而走，《牧馬人》又緊隨其后，贏得了國內無數讀者的眼淚和心。
惜春派迅速在輿論場取得了爭論的話語權，并把這股優勢不斷向文學界以及讀者群體擴大。
相比以“文”見長的惜春派，偏佐派身上的“官”氣更重，他們不主張一味暴露傷痕，對于傷痕文學作品的出現不斷施加政治壓力。
但奈何民意洶洶，普通百姓當中深受嗡嗡嗡之害的人大有人在，傷痕文學的出現便是他們宣泄的出口，民意如同沖破了堤壩的洪水，又如何是人力能夠堵的住的？
可以說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在雙方的爭論當中，惜春派占據了很大的優勢地位。
但就在今年，偏左派趁著上頭會議精神的東風，發起了對惜春派的總攻。
隨著話劇《假如我是真的》、電影劇本《女賊》和《歌德與缺德》等文藝作品的出現，這種爭論達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偏偏就在此時，林朝陽在《十月》上發表了《傷痕文學的必然興起與衰落》，注定是給這場空前激烈的大爭論來了一次火上澆油。
林朝陽本人并沒有這個覺悟，甚至是被文學界普遍視為惜春派得力干將的劉昕武也沒這個覺悟，他們的想法只是就事論事，但卻忽略了外界環境和氣候的變化。
導致《傷痕文學的必然興起與衰落》在發表后的這段時間里，引起的討論聲越來越大，并迅速成為兩派爭奪輿論主導權的“陣地戰”。
林朝陽這個始作俑者因傷痕文學成名，本來被惜春派視為自己人，可卻偏偏在這個時候背后放冷槍，被許多支持惜春派的人視為首鼠兩端的叛徒。
站在偏左派的視角里，林朝陽對著惜春派反戈一擊，他們自己是高興的，但要說把林朝陽接納進自身陣營里，也是不可能的。
誰敢保證這小子沒有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