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晃已經來到了一月下旬，按照農歷來算，已經是臘月二十了，轉眼《梵高之死》在《當代》發表已有半個多月時間。
作為從季刊改版為雙月刊的第一期刊物，1981年開年這一期《當代》受到了編輯部所有人以及人文社領導層的重視。
刊物改版，每期即便是同樣的銷量，那帶給人文社的碼洋也是多了一半的。
這天上午，社里的編前會剛剛開完，衛君怡叫住了覃朝陽。
“紙的事解決了沒有？”
“已經解決好了，昨天印刷廠那邊已經開印了。”覃朝陽說。
衛君怡頷首道：“那就好。”
自七十年代后期開始，印刷用紙的產量有限一直是困擾我國出版行業的一大難題。
趕上這幾年國內的文化產業大發展，印刷用紙每年的增量都要跨一個大臺階，很多出版社經常會面臨紙張短缺的問題。
人文社雖貴為國家級出版社，一樣免不了遇到這樣的問題。
81年第一期《當代》自上市以來，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追捧，銷量再次創下了新高。
僅僅十二天的功夫，首印的35萬份雜志便一銷而空。
這樣恐怖的速度完全出乎了《當代》編輯部的預料，之前林朝陽的《賴子的夏天》發表，將《當代》的銷量一舉從13萬份抬高到53萬份，編輯部的人覺得已經很夸張了。
可是現在，新一期《當代》在上市僅僅十二天，35萬份就售罄，這是個什么概念？
之前最高的銷量是三個月賣了53萬份，現在十二天賣了35萬份，按照這個速度，這一期《當代》的銷量豈不是奔著百萬份去了？
這樣劇烈的銷量變化讓《當代》全體編輯都陷入了巨大的幸福之中，但卻也帶來了幸福的煩惱。
因為印刷紙張的供應緊張，所以不管是圖書還是刊物都是有印刷用紙定額的，超過了定額就得打申請。
按照編輯部的預估，改版后第一期《當代》的銷量恐怕要放一個大衛星，用紙需求大增，覃朝陽立刻便將這個問題反應到了社里。
本來《當代》自從創刊以來銷量一直穩中有升，用紙增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可突然之間一下子增加這么多，在原有已經很大的用量上又要翻上一倍，這對人文社來說也是個不大不小的難題。
經過兩天的協調，社里總算是給《當代》騰出了一部分印刷用紙。
保證了《當代》這一期的印刷量，就等于保證了銷量，保證了人文社的效益。
一期多賣50萬份，再加上后續的影響，《當代》在81年的銷量少說也能增加個一百萬份，《當代》也有望能與《人民文學》《收獲》這兩份頂尖文學刊物看齊了。
要知道這兩份刊物可是早在五十年代便創刊了，一個是頂著“人民”二字的國家級文學雜志，一個是有文壇泰斗坐鎮。
相比之下，創刊僅有一年多時間的《當代》盡管背靠人文社，但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能夠取得這樣的勢頭，殊為不易。
“林朝陽這位作家，你們《當代》要保持好關系，勤加聯系。他現在可是紅得發紫，外面一堆雜志都想跟他約稿呢。”衛君怡對覃朝陽叮囑道。
《當代》兩次大的銷量躍遷，都是因為刊登了林朝陽的作品，可以說林朝陽對于《當代》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不用衛君怡提醒，《當代》也早已將林朝陽提到了最優先度合作等級上。
“這是當然，他現在可是我們《當代》的大功臣。”覃朝陽笑呵呵的說道。
開完會，從前樓回到后樓，剛到編輯部門口，覃朝陽便聽到辦公室內傳來陣陣嬉笑之聲。
他走了進去，輕松的問道：“什么事這么高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