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西南諸民族之中，宣傳漢德，査訪風上人情。
元封五年，武帝又在全國設十三州（部）刺史，每秋督巡郡國。刺史制度當時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措施。
武帝在巴蜀故地設認了益州，據說是希望“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公”乳益州轄巴、蜀、廣漢、犍為、樣柯，益州’越鶴、沈黎、汶山’漢中、武都等郡，正相當于廣義的“蜀”地，也正好是秦漢間巴蜀及“西南夷”地區。
東漢時益州初治廣漢郡維縣，東漢后期徙治成都，這就再次從法律上確認了成都平原在西海地區的領導也位，也從法律上承認了西爾地區的整體關系，這對西南地以后的歷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漢武帝開發“西南夷”，與設郡縣、置官吏相并行的，則是羈糜制的實施。
秦漢制度，“（縣）有蠻夷曰道”也即在民族聚居區設立的縣級稱道。
道制在許多方面不同于縣制，如一般不設鄉里等。
“西南夷”地區，皆系民族聚居區，但這次武帝新置七郡中，只在極少數地區設道，多數地區仍是設縣但這里的統治制度仍有別于內地的縣。
在這些地區，一般不征收賦稅，或只以部落、氏族為單位征收少量賦稅；
這些蝕區的民族封君仍保留傳統的神權、司法權、經濟權和兵權；內地的法律、禮制規定等，在這些地區或有較大修改、或不執行等，當時稱這種制度為“羈縻”。
武帝還承襲秦人的作法，在西南地區分封民族首領為王、侯，“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
武帝之后的兩漢時期，羈縻制與郡縣制在西南南部長時期并存，互為補充。
關于秦漢中央王朝（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大規模開發西南的目的和效果，東漢史學家班固有云：“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
顯然，開疆拓土的安土列郡”以及有效管理的“安邊坑遠“是當肘的主要冃的。
先秦時期，西南地區王國、部族林立，經秦惠文王滅巴蜀、西漢武帝開發“西南夷”，西南地區的北部和南部才先后置郡設縣正式納入屮原王朝版圖。
所以，漢武帝開發“西南夷”的首要任務應是開疆拓土的疆域開發，其開發效果也是十分明顯的，漢武帝以后數百年的時間這一地區的邊疆疆域處于基本穩定的狀態。
對于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司馬遷有精練的總結：“然南夷之端，一一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也就是說，漢武帝開“西南夷”，最終的成就是“卒為七郡”。
漢武帝對“西南夷”的開發，最艱難而又特別重要的開發內容是“鑿山通路”。
漢武帝前后兩次二，余年的開發活動，其主要時間和人力、物力都耗費在艱難的筑路通道之上。
因其開發的艱苦性，民間有不堪重負的e蜀民眾的怨苦，在朝有以公孫弘為代表的朝臣的強烈反對。
唐蒙、詞馬相如第一次開發時，“是時通西南夷道，一一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
公孫弘親臨巴蜀考察，“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乳此后多次強烈反對，遂有兀朔三年至元狩元年的間歇。
開發“西南夷“地，西南北部巴蜀民眾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奉獻。
但漢武帝開“西南夷”是當時國家疆域領上開發的頭等政治大事，漢晉史家和文人如可馬遷、司馬相如、班固、當瑋、范曄諸人均盛贊其偉業。
開發“西南夷“地的具體實施者，蜀人司馬相如面對巴蜀父老的怨苦、詰難，稱武帝之舉為“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利在司馬相如看來，漢武帝和實施開發“西南夷”的開拓者，當是“非常之人“；開發“西南賣”之壯舉，納入漢中央王朝版圖，就是“非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