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國至魏晉南北朝期間，國際航運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公元一世紀，羅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發現信風，從此歐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交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變了過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與印度往來的局面。
外國商船往返于中國、南洋群島和印度之間，逐漸的增加。
《梁書·南海諸國傳》說:“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余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航海歲至逾于前代矣。”成書于三世紀中葉的《魏略》,已知有“烏遲散城”了(即埃及的亞歷山大港)。
《魏略·西戎傳》還注明大秦有海道通中國，即經印度支那半島海岸而至廣東。當時羅馬所需要的絲綢，完全依靠中國進口。
戴維遜在《古老非洲的再發現》一書說:“中國貨早在公元初的確運到了紅海和地中海，……還有中國、羅馬的交易。
不過，這些交易同大多數貿易一樣，其貨物要經過多次的駁運。”(參見張鐵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當時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國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這些船“大者長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十一、十二多米高），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不少的“外徼人(即外國人)隨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至于扶南國,在范蔓為王時，早已“治作大船，窮漲海(即南海)。”《梁書·中天竺傳》亦記載其后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即中天竺國),……歷灣邊數國，……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據《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引康泰《吳時外國傳》稱:“扶南國伐木為船，長者十二尋(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廣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至四十余人，隨船大小，行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撐上應聲如一。”
可見當時國際上無論是造船技術或航海技術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船舶抵御風浪的能力大大加強。
因此，船舶可以選擇較為快捷的線路直航廣州，廣州港的國際貿易也因此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西晉泰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大秦王遣使至中國，到達京城洛陽，是循海道由廣州登陸的。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部》晉殷巨《奇布賦及序》對此有記載:“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候作鎮南方……大秦國奉獻踩，來經于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
這里記載的“來經于州”，即廣州，說明隨著東南沿海的經濟開發，廣州又成為當時的市舶要沖了。
但是，西晉是一個極其短促的王朝，公元二八零年從晉武帝滅吳，重新統一中國開始，至公元三零零年八王之亂止，中間只經歷了還不到二十年的短智統一，又出現了十六國之亂和南北朝對峙的局面。
公元三一六年，西晉滅亡。三一七年,晉宗室司馬容被推戴為晉皇帝，在長江以南建立起東晉政權，以后又經歷宋、齊、梁、陳四朝的更選，史家稱為南北朝時代。
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在這二百多年的戰亂中，黃河流域在少數民族的統治下，經濟遭到很大的破壞，但長江以南卻加快了開發的步伐，而廣州港也在這一時期中，再次屹起，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
分析廣州興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南方自東晉政權建立以來，與北方連年戰亂對比，其局勢還是比較安定的。同時又是由漢人建立的政權，所以北方漢族大批南逃，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技術，這就加速了江南的經濟開發，使南方經濟在兩漢和東吳的原有基礎上，發展起來，為廣州港的經濟繁榮帶來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二是、北方連年的戰亂、東南經濟的開發，世族大家的南渡和東晉、宋、齊、梁、陳定都南京，都引起了全國外貿市場的轉移，即進口商品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帶推銷。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來品，亦多數從南方進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