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就是咱們大明離開歐陽倫也可以很好，歐陽倫的那些手段是可以被復制的，而且還能用得更好！”朱元璋有些興奮道。
“父皇，兒臣不是太理解，您為何如此高興。”朱標開口問道。
“標兒，你要記住，臣子有能力不可怕，但若是他的能力獨一無二，甚至無人可以取代，這就很可怕了！”朱元璋沉聲道：“面對這樣的能臣，你舍不得殺死他，百姓會擁護他，時間一長，咱們老朱家的江山就會不穩固！”
“對于這樣的人，要么再榨干他的價值后，盡快殺掉，要么培養出可以制衡他的存在，如此才能解決問題！”
“可父皇，四妹夫不是外人，他是您的女婿，是兒臣妹夫！”朱標不忍道。
“咳咳，咱也沒說是歐陽倫，你想多了！”朱元璋尷尬道：“標兒，等過完年，你就親自去一趟廣東，將李善長接回來，那個時候歐陽倫應該也要上朝堂了，到時候朝堂就是朕給他們兩個設置的舞臺！”
“是。”朱標點點頭。
就在這個時候，一名侍衛跑了進來。
“陛下，有人手持大誥告御狀！”
嗯！？
聽到這話，朱元璋、朱標父子兩都是一驚。
與其他開國皇帝不同，朱元璋出身于徹底的貧民家庭，他曾眼見官吏的腐敗和百姓的艱難，成為皇帝后回想往事，對太子朱標動情的說：“農民起早貪黑的干活，卻穿破衣，吃粗糧，不知地方父母官能否憐憫他們。”因此，朱元璋早早確立了自己治國的思想——“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也就是說，對官吏要嚴格要求，而對待百姓，則盡量寬容。
為實踐這一治國理想，明朝剛建立，朱元璋就開始嚴厲打擊官員的犯罪現象，他對貪官污吏和瀆職的官員重加懲罰，甚至搞出了“剝皮實草”的刑罰，也就是把貪官的皮剝下來，里面填上稻草，放在衙門的大門口，以警示后來的官員。
朱元璋畢竟身處廟堂之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體查民情，更不可能把所有地方官員的犯罪情形盡收眼底，那么，怎樣才能對那些不法官吏做到早發現、早處罰呢？朱元璋苦思冥想，終于想到了一個方法：讓老百姓自己上京城告發不法官員的罪行，一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攔！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朱元璋并沒有做出這么“極端”的規定，在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頒布的圣旨中寫的是：百姓受了冤枉，只允許在地方官府伸冤，然后自下而上，最終交到朱元璋手上，而不能直接就一路跑到京城來找朱元璋告狀。
“凡軍民，訴戶婚、田土、作奸犯科諸事，悉由本屬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輙赴京師。”
畢竟他是皇帝，日理萬機，不可能一口氣處理那么多事。但很快朱元璋就發現，這樣的處理方式局限性太大。地方官員們很容易就把事情壓下來，將狀子爛在自己手上，并不上報，甚至私自毆打伸冤的百姓，使得老百姓有冤沒處訴，這規定也就越來越起不到作用。
見到這種情形，朱元璋自然大為光火，他憤怒之下，終于在明朝洪武十八年第一次發行的《大誥》中作出了新規定：地方府、州、縣的官吏，如果殘害百姓，貪污腐敗，那么允許當地的老百姓直接到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狀。老百姓告狀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即使他們沒有“路引”，也就是過路的憑證，只要手持一本《大誥》，就可以暢通無阻。如果還有人敢阻攔他們，那么全家都要處死。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繼續像以前一樣毆打百姓，朱元璋對那些阻攔百姓告狀的官員下手極狠。在《大誥》中，朱元璋就記錄了幾個因為阻攔百姓告狀而獲罪的例子。
有個叫何添觀的官吏，因為阻攔百姓告狀，就被處以“刖刑”，挖掉了膝蓋。在這樣嚴刑峻法的壓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較方便的告狀，同時，那些官員們也都戰戰兢兢，不敢再阻攔了。當然，朱元璋也會對百姓說的情況進行細致調查，一旦發現這些老百姓是誣告，他也會嚴加懲罰，因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會主動去接觸地方百姓，與他們交流，他曾經親自接見前來納糧的百姓，問他們地方情況如何，也曾召來地方的地主富戶，嚴詞訓誡他們，比如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召來部分浙西的富戶，教訓他們“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
這也是朱元璋喜歡進行微服私訪的原因。
所以當朱元璋、朱標聽到有人手持《大誥》告御狀的時候，頗為吃驚。最近轉碼嚴重，讓我們更有動力，更新更快，麻煩你動動小手退出閱讀模式。謝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