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棋局中，對于高句麗所能帶來的潛在威脅，唯有身處權力巔峰的高位者，或是積累了豐富人生閱歷的人，方能隱隱察覺其冰山一角。
李世民，能夠清晰地感知到高句麗的危險，這源自于他作為一代英主所具備的高瞻遠矚之能和對天下局勢細致入微的把控之力。
身為帝王，維持帝國的長治久安是他的職責所在，任何一絲可能動搖大唐根基的隱患，都迫使他不得不時刻保持警覺，而高句麗無疑就是那隱患。
李承乾對高句麗危險的察覺，并非僅僅因為他繼承了皇位，榮登大寶。
早在他身為太子，在咸陽研習古今興衰之時，便發現了高句麗這個國家的諸多特質與他所熟知的后世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這種相似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共性，讓李承乾從骨子里感到了一種不安。
高句麗，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個驍勇善戰的民族。
其民眾對武力有著近乎本能的崇尚，自幼便在尚武之風的熏陶下成長，將戰斗視為榮耀，無論在哪，他們的身影總是伴隨著金戈交鳴。
在政治領域，高句麗展現出了高度的組織性，其行政體系嚴密高效，各級官員各司其職，緊密咬合，使得政令能夠迅速準確的傳達執行。
確保他們在面對各種復雜局面時能夠迅速做出反應，有條不紊地調配資源，應對挑戰。
其文明程度也在歲月中不斷沉淀，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字、豐富的禮儀習俗以及別具一格的藝術風格，這些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同構成了高句麗獨特的文明標識。
這個國家與大唐一樣，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國王高高在上，掌控著國家的最高權力，能夠將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調配，用于國家建設、戰爭準備以及對外擴張等各個方面。
其廣闊的國土面積，橫跨山川河流、平原丘陵，擁有較為遼闊的戰略縱深，這意味著在面對外部軍事壓力時，他們有足夠的空間進行戰略轉移、迂回作戰。
不至于在敵人的第一輪攻擊下便土崩瓦解，能夠承受住長期戰爭的消耗，具備與大國相抗衡的實力基礎。
高句麗人還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在其國內，整個國家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
這種文武并重的發展模式，也進一步助長了其向外擴張的野心。
如此一個潛力巨大，還野心勃勃的國家，對于任何一位中原的皇帝而言，都是心頭大患。
高句麗作為唯一一個敢公然對抗隋唐帝國朝貢體制的國家，其行為無疑是對當時的大隋和如今的大唐的嚴重挑釁。
直接沖擊了大唐在東亞地區經營建立起來的霸權秩序。
在這個以朝貢體系維系國際關系的時代，各國對大唐的臣服是大唐威嚴的重要體現，而高句麗的忤逆之舉，無疑是在向大唐的威嚴發起正面挑戰，試圖打破這種既定的國際格局，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
李世民或許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在意大唐的霸權以及東亞各國的臣服與否，畢竟這關系到大唐的聲譽。
李承乾卻有著更為純粹的信念。
隨著大唐人口的穩步增長，國力慢慢強大，在李承乾的心中，整個東亞遲早都會成為大唐的版圖，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但，最讓李承乾迫不及待地要對高句麗發動戰爭的原因，并非上述這些功利性的因素。
真正讓他無法容忍的，是高句麗的種種行徑，與后世那個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如出一轍。
他們對神州大地所展露出來的狼子野心，仿佛是從歷史深處投射而來的一道陰影，讓李承乾從靈魂深處感到厭惡。
無論是大隋還是大唐，盡管兩個朝代在政治體制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但歸根結底，都是這片土地上的政權。
百姓們都沐浴在漢文化的光輝之下，傳承著相同的文化基因，流淌著相同的民族血脈，有著共同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認同。
然可高句麗卻膽敢將三次征遼死去的將士們的頭顱做成京觀，這種殘忍而又羞辱性的行為，是對中原王朝尊嚴的嚴重踐踏，是對華夏民族情感的極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