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看出了“滬市棉紗案”背后其實是孔祥熙、宋大姐與政學系兩股政治勢力的暗斗。他根據調查情況得出結論，這次金融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做多的那位徐二少爺，當然，徐懋昌肯定是受了杜月笙的指使。
根據眼下吳鼎昌已經逮捕吳啟鼎、盛升頤的情況判斷，實業部調查組是準備打擊多頭集團的。但不知吳氏此舉是否獲得過蔣的首肯，于是，戴笠連夜急電南鯨“軍統”總部緊急了解相關情況。
次日中午，戴笠接到回電稱：總司令獲知消息后，大怒，連說“吳啟鼎、盛升頤可惡”，還給孔祥熙打電話予以指責。
戴笠由此知道了蔣的尺寸，立刻行動，下令逮捕徐懋昌。
這邊抓人，那邊戴笠已經去了杜公館，當面向私交甚篤的杜月笙打招呼，表示“奉命行事，無法推諉”的苦衷，希望得到杜氏的諒解。人情練達的杜月笙自無二話，一笑了之。
至此，宋、杜一方已經被抓了三個主角，看似形勢對多頭集團極為不利。
可是，宋大姐對此卻并不在意，她那“無冕女王”的稱號并不是靠作威作福而獲得的，而是依仗于其精于謀算的心機和謀略。
早在發動這場大戰時，她對“徐懋昌必能誘得‘北四行’上鉤”、“介兄（她對總司令的稱呼）必定惱怒而派人調查”、“調查者定會作出對己方不利的反應”等一系列情況有準確判斷。
所以，對己方的主角被捕后該怎樣做，她早有了周詳準備。宋大姐掌握了蔣的兩個至死不變的特點：一是家族觀念高于一切，二是吃軟不吃硬，據此她想好了應對之法。
不過，宋大姐并不急著行動，而是等了三天，等到蔣從南鯨去了廬山后才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坦承“滬市棉紗案”是她干的，跟其他人沒有關系。總司令沒料到此事是宋大姐所為，接到電話，一時來不及作出反應，愣怔一下才說“這件事回頭再說”，就掛斷了電話。
熟知蔣性格的宋大姐知道“介兄”已經開始改變“嚴打”的主意了，放下話筒后立刻給滬市杜公館去電，指示杜月笙做兩件事：一是動員徐懋裳以徐懋裳、徐懋昌兄弟的名義“捐款”購買一架飛機獻于國家;二是讓杜立刻動身上廬山，不必向蔣承認此事（因已由她出面承擔下來了），只向蔣要求開釋徐懋昌。
杜月笙立即行動，包了招商局的一條輪船，連夜直駛江西。次日抵達后立馬上廬山求見總司令，三言兩語就說得蔣氏同意“從寬發落”。
于是，當吳鼎昌、戴笠剛剛接到委員長侍從室傳達的總司令指示，讓開釋吳啟鼎、盛升頤、徐懋昌時，那邊宋大姐已經通過孔祥熙指派財政部總務司庶務科科長邊定遠把吳啟鼎、盛升頤接走了;然后，接到杜月笙電話的徐懋裳也前往南鯨，從“軍統局”看守所接走了徐懋昌。
不久，戴笠在滬市跟杜月笙見面說到此事時笑言，他們“急了點兒”。
“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導演的設靈堂鬧劇中的敗筆做成了文章，在吳啟鼎、盛升頤、徐懋昌被捕后，通過中外新聞媒體和自己組織的馬路宣傳，大力揭露“棉紗案”的真相，終于止住了股民拋售“北四行”股票的風潮，穩住了陣腳，甚至大幅反彈。
宋大姐、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經開釋，該賺的錢鈔也賺到了。按說，至此“滬市棉紗案”該降下帷幕了，但宋大姐、杜月笙認為并未達到“搞垮‘北四行’，挫傷‘政學系’（該系長期與孔祥熙不睦，一度處處作對）”的目的，所以還要繼續進行下去。
杜月笙從廬山返回滬市時，宋大姐特地赴滬與其見面，密議下一步的行動。
一周后，宋大姐突然從南鯨飛往九江上了廬山，出現在“介兄”面前。她帶來了一份與杜月笙聯手炮制的《調查報告》及由財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稱此次“滬市棉紗案”中的空頭集團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學系暗中支持，在棉紗交易中興風作浪、買空賣空，應承擔主要責任。
總司令面對著極少登門（而且是從南鯨到廬山）的宋大姐，翻閱了那份《調查報告》，對那一大沓材料則看都沒看，就頻頻點頭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從秘書往南鯨打電話，通知吳鼎昌立即上廬山來聽訓——有追究其“調查不力”責任的意思。
因為政學系在委員長侍從室安排有內線，宋大姐上廬山見“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學系知道，吳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