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此，當時的趙煦是一笑而過。
皇帝不差餓兵！
水至清則無魚嘛！
而且，說老實說，放縱諸司克剝手工業、打壓商賈，是符合皇帝統治需要的。
因為，要是小作坊主、手工業和小商賈們的日子過好了。
就會引發虹吸效應。
讓大量農村的無地貧民進入城市討生活。
這些人的涌入，必然會帶來大量社會問題，增加統治成本。
偏偏大宋的城市化，是歷朝歷代所未有的。
早在元豐三年，大宋天下州郡的城郭戶，就已經突破了兩百萬戶（李清臣，元豐三年上書提及了這個數據），而熙寧十年時，戶部統計天下戶口是一千六百八十萬戶。
就這還不包括禁軍、廂軍及其家屬，以及散在各地礦冶的礦工、海邊的漁民、行船的商戶、運河的船工。
你要是一個封建皇帝，看到這些數據，也會兩股戰戰的。
自然會下意識的限制、打壓。
諸司的克剝，權貴們的盤剝，官府的限制。
都是趙官家們樂于看到的。
甚至可以說是鼓勵的。
而偏偏，趙官家們又已經離不開城郭戶們創造的經濟效益。
元豐七年，戶部統計天下城郭戶給國家貢獻的收入。
僅僅是諸司這一塊在場務上的收入，就已達到了五百零五萬貫，另外還有布帛九十九萬余匹（續資治通鑒長篇元豐七年十二記載）（元豐八年，罷市易務、罷堤岸司，這方面收入銳減，只有三百多萬貫）。
而在商稅方面，這個數字是八百多萬貫。
此外，城郭戶們還要交免行錢，這又是幾百萬貫。
大宋的城郭戶用占天下人口八分之一的數量，貢獻了超過三成的賦稅。
而其占據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可能接近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后人看北宋，才會怎么看怎么別扭。
一邊是工商業快速發展，城市化突飛猛進。
一邊是宮有制壟斷官營經濟大行其道，趙官家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插一手。
三冗之一的冗員問題的源頭之一，就在這里。
于是北宋活像個精神分裂患者，大腦、小腦各自打架，屁股和腦袋各坐一邊。
但，只要代入到封建帝王的專制毒菜思維下，這一切就都顯得合情合理了。
加上儒家現在其實也完全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千年的農本思想指導下，所有人面對新的社會形勢，都很茫然。
新黨的王安石，舊黨的司馬光、呂公著，都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但他們都浮于表面，未能看到問題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時，他們也都忙于黨爭，無暇處理和研究這個問題。
也幸好他們忙于黨爭，沒有真正將目光投射過來。
不然，他們就會發現，有個可以吞噬一切的東西，就潛藏在這劇烈的社會變化中，就潛藏在天下越來越多的城郭戶里。
而趙煦在現代留學十年，看過中外歷史。
自然知道，這個事情既可以讓大宋中興，國家富強。
同時一個不好，也可以讓他或者他的子孫摸不著頭腦。
但……偏偏，只有這唯一的一條活路！
其他路都是死路、絕路！
于是，再怎么不愿，他也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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