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對不起，但區別在哪里？”
答：“西方人不是妖魔鬼怪，西方敘事邏輯卻沒有一種適應華夏國情。”
問：“比如呢？”
答：“比如那些小丑要求的言論自由。”
問：“你很討厭難防系？”
答：“不止討厭，是厭惡。”
問：“你是第一個提出來‘難防系’概念的人，其實我覺得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很稱職，你為什么會對他們如此反感？”
答：“他們想要的自由，我們給不了，也不應該給。”
問：“因為方同輝？”
答：“因為每一個方同輝。”
問：“你覺得他們想要的自由過了線，那你能接受什么程度的自由？或者說你想要的自由是什么樣的？”
答：“我想要毀滅他們自由的自由。”
問：“可你不是法官，也不是國王，你不能毀滅任何人，想都不應該想。”
答：“很好，我們任何人都不應該擁有超過限度的自由，現在我愿意接受這一點，您能說服他們也接受嗎？”
問：“我不能，但是恕我直言，我真的不覺得要求言論自由是非常過分的事情。”
答：“他們的口號是‘讓每一個人都有開口講話的權利’，您認同嗎？”
問：“我認同。難道你不同意？”
答：“我也認同，憲法第35條早已規定了我們擁有這樣的自由，但是問題在更深層次：我們都知道讓每一個人擁有完全平等的話語權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推選出一些人來行使替大家講話的權力，全世界都是這樣，一層層的往上推，最終實行精英管理。
但是這些難防系媒體人的話語權是推選出來的嗎？不是，是靠煽動傻嗶竊取來的。
誰來保證他們的立場？沒有人能保證。
給他們發工資的是難防報業，給他們發獎金的是各種各樣的利益關聯方，給他們發表彰的是導致了蘇聯解體的同一批國外組織。
所以您看，他們用謠言取悅蠢逼，撒謊煽動情緒，通過自我矮化來制造西方敘事強于華夏哲學的幻謬，企圖實現全盤西化的‘自由之救贖’，自胡適起，至閻烈山而未終，百多年來一直如此。
然而百多年來，從未有任何一個華夏知識分子通過政治實踐、文化實踐、歷史實踐來證明自由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就只是叫，一成不改。
事實上，是什么人用什么思想救了中國，一目了然，我這種高中生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他們憑什么擁有那種程度的自由？
干活的時候沒有他們，吃飯的時候他們一上來就要夾走最肥的肉，然后還要指指點點的說你這么做不對，下回聽我的，紅燒肉里不能放太多醬油，要放我們米國爹發明的雞精，那個鮮。
吃完碗里的還要再去鍋里夾，撒潑打賴的喊著：噯噯，再給一塊兒，我是公共知識分子，文化人，得讓我先吃夠！
假如您是做飯的廚子，您能像現在的體制一樣容忍他們如此上躥下跳逼逼叨叨嗎？
反正我忍不了，我沒做飯，吃的是現成的，所以我想維護做飯的人，不叫他們寒了心。”
逄偉：“我沉默了許久，導致采訪中斷了很長時間，我想不出接下來的問題該怎么繼續下去，于是有點沒話找話。”
問：“你怎么懂得那么多？”
答：“我厭蠢，別人蠢我很討厭，我自己蠢，更是不可原諒。”
問：“所以你覺得那些公知是？”
答：“不蠢但壞，軟弱而又典型的社會轉型期沒卵知識分子，為中國新青年提供錯誤認知的正確樣本，以及，于我個人而言，非常好玩的玩具。”
問：“玩具？你實在太……真的，難道你就一點都不怕激起民憤嗎？”
“民憤？”
方星河輕蔑地笑了笑，揚起劍眉。
“我就是民憤。”
這是采訪的最后一句。
只不過逄偉又在后面附上了編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