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和大明朝絕大多數政策一樣，朱元璋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過于自信和自我。嚴重忽略了自然規律，天真的認為所有事情是一成不變的，然后給子孫后代定下了規矩，不許改變他定下的律法。
于是大明二百多年中再也沒有修訂過《大明律》，遇到了實在缺失又不得不使用的律令，后代皇帝只能以頒布圣旨的方式，在《大明律》之外添加臨時條例做為輔助。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基本上已經沒有了《唐律》的影子，成了一部新的律法。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職掌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
可是到了萬歷十三年，各朝皇帝臨時添加的條例就達到了1000多條，各地官員在判案的時候必須以律、例兩種法律文件為基準。
如果這三種法律文件的方向一致也沒什么大問題，可它們的頒布時間相差了幾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目的又不盡相同。使用起來經常會有沖突，給官員造成不必要的迷惑，更讓百姓無所適從，根本不知道什么違法、什么不違法。
另外朱元璋在制定法律的時候留有非常不可告人的私心，也就留下了很多后門。
比如在開篇的《名例律》中規定了八議制度，明文規定議親（皇親國戚）、議故（皇帝故舊）、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議賓（承先代之后為國賓者）有法律特權。
在這些人犯法之后司法機構不能擅自審問，必須先密報皇帝等待批示。有沒有一種感覺，后世的法律在這一點上與朱元璋的出發點很相似，有罪沒罪不取決于法律條款，而是聽領導意見。
朱元璋的本意是用這部《大明律》讓朱家世世代代掌權當皇帝，在這個基礎之上再把國家治理好。為什么說他天真呢，因為他把順序搞反了，先要把國家治理好，才有可能世世代代掌權。
實際上天真還是比較客氣的評價，說是不學無術更恰當。渾身充滿了底層的狡黠，缺乏大智慧和心胸，屬于時勢造就出來的怪胎。
也正是這部《大明律》，才造就了大明王朝變態的官員和官僚士紳集團，讓法律成為這些人強取豪奪的工具和借口。
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前提下，除了少數既得利益者，誰會真心認為自己屬于這個國家？誰又會真心為了維護國家的利益出力呢？
大家無非就是混口飯吃，你拳頭大胳膊粗，咱們干不過你只能聽命。但只要你哪天倒霉了，咱們不光不會幫你，還會反過來幫著你的敵人揍你。
這就是為什么上億人口的國家，會被百十萬人口的女真輕易推倒的根本原因。
與其說大明是被大金所滅，不如說大明是被自己的百姓拋棄了。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崇禎皇帝死的一點都不冤，他是在替祖宗還債。
(本章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