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官員數量確實多，即便是南渡后，丟失一半領土的情況下，也一直維持在四萬人左右。
對比一下，唐朝極盛之時，官員數量也不過一萬八九的樣子。
據推測，唐時人口大約有八千萬，宋代最多時有一億多人，南渡后也大約還有七千多萬，籠統一些計算的話，唐時四千人養一個官，宋代兩千人養一個官。
因此無論從總量還是比例來說，大宋的官員確實太多了。
但真的多么？
其實生產力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政府的組織能力和行政效率都在提高，官員比例的增加是很正常的。
在后面明朝中期，有十萬文武官員，攤下來是一千人養一個官，到了后世時，那些發達國家中已經接近十比一了。
當然，這里說的官員并沒有包括數量更加多的胥吏衙役在內，他們雖然不領朝廷俸祿，本質上還是靠百姓供養，不過即使算上他們，這比例也遠遠不如后世。
因此在趙孟啟看來，官員數量多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這些官員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光拿錢不辦事，盤剝百姓倒是從不放松。
大宋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從太祖開始，前后進行過十多次改革，主要做法基本都是省并衙門，裁撤官員，卻都以失敗告終。
也有人意識到真正的癥結所在，比如王安石改革時，他就不再裁減官員，反倒增加官員俸祿，目的是‘高薪.養廉’，減少貪污受賄，提高官員辦事效率，甚至建議對胥吏也施行俸祿制。
從某種角度來說，宋代朝廷其實是‘小政府’，倡導的是皇權不下鄉，基層社會都是由鄉紳代為管理，一個縣里，真正有品級領俸祿的官員也就那么小貓三兩只，行政要依靠數量更多的胥吏。
這種方式，看似減少了國家財政支出，實際上鄉紳和胥吏都在用各種方式索取利益，對百姓來說，行政成本并未減少，反而更大可能是增加。
王安石的本意就是把隱形成本制度化，統一納入到國家管理中，而實際上，他這種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只可惜這種從上往下的改革存在太多漏洞和錯誤，也難以穩定持久。
論政治智慧和施政手段，趙孟啟自認為是遠遠不如王安石的，此時的環境也不允許他在官制方面大動干戈，所以他打算換個方式試試。
從下往上，利用田莊改制，試驗建立基層管理機構，成功后再慢慢向上層延展。
趙孟啟侃侃而談，表述著自己的觀點，“豪強隱漏轉嫁稅賦，胥吏漁利百姓，其實都是管理缺失造成的，與其這樣，不如官府把缺失填補，拿回被‘偷走’的稅賦，將應有的職責都擔負起來，建立基層組織，如此才能盡可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基層組織？”吳潛念叨著這個詞，然后有些不解的看向趙孟啟，“殿下所說，似乎有些類似于保甲制，只是不知區別在哪？”
保甲制其實是由軍事制度演變而來，真正作為一種基層政治制度則源自王安石變法，十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
“保甲制側重于軍事和治安，本質上也是一種鄉村自治，在我的設想中，卻是以生產為根本的綜合性組織。”
“也不是一股腦全面推行，而是與田莊制度相配合，這田莊將逐漸用雇工制替換租佃制，成立合作社，負責組織管理耕作生產。”
“這個合作社并不算官府機構，以服務性質為主，但是可以賦予更多的職能，生產、生活、軍事、治安、教育、醫療、金融、稅務等等一應俱全，這些都需要相應的專業人員，即便不專業，起碼也是要有文化基礎。”
“大宋讀書人這么多，以往卻只有一部分人能通過科舉成為官員，而其他的大多并沒有太滿意的出路，甚至只能由朝廷白白養著。”
“就拿這府學兩千多人來說吧，都是為了科舉日復一日的讀書，有許多人都年過而立，依然沒有放棄為做官而努力，可他們考不中，真的是因為學識不夠么？我看不見得，畢竟朝廷錄取的人數是有限的。”
“何況一味只靠書本，未必能真的掌握知識，我認為實踐才能出真知，知行合一才是讀書人進步的正確方式。”
這些話對學官們沖擊有些大，隱隱有些明白燕王的想法，卻還需要更多思考來消化。
吳潛卻眼中閃閃發亮，“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殿下此言，似乎頗有精妙，您的意思是，讓學生在讀書的同時，也操持實務？這其實大有道理，老臣當年及第后，也是經過了好多年履職實踐，才能對政務得心應手。”
趙孟啟繼續說，“這是其中之一，我想說的是，出仕并不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通過田莊合作社的試驗，將來可以探索出更多適合讀書人的崗位，工農商軍教一樣需要有文化的人。”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我設想的精細化管理能成功，那官府必然會增加更多的官位，而且這種管理促進了社會生產，那自然也就不是負擔，只要能產生價值，再多的官吏數量，也不會是冗官。”
吳潛若有所思的點點頭，“如此一來，對于官學中的師生來說，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