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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萬、哪怕是美元，在三十年后的繡城也許連個區長都見不到。
但是如果換成1984年，別說是繡城市長了，就是魔都市長說不定都可以談笑風生一番。
所以，王以純對胡文海和胡解放爺倆的姍姍來遲，至少在臉面上是一點異色也沒有。
這不奇怪，雖然他拋出來的貌似只是個換匯的協議，按照官方牌價將胡文海手里那三百萬美元換到市府手里而已。但是別忘了，在此時中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也就是不看市場供需關系，我外匯管理機構說怎么換就怎么換。
這種體制，無疑保證了國家對外匯的管控力度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想。但相應的，卻制造出了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那就是市場需求的脫節。
出口物資獲得的美元，在外匯管理體制下必須如數匯回國內。各地的進出口公司和各種產品的專營進出口公司，就是為了保證這個政策的實行。任何出口物資但是不將外匯匯回國內的行為，都是名為“逃匯”的非法、甚至犯罪行為！
國家手里有用固定匯率換來的外匯，卻不可能再按照官牌價兌換出去。不然以當時人民幣的實際幣值，一夕之間恐怕就能被人掃光外匯儲備。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能夠用官方固定匯率在外匯管理機構換取外匯，是極其稀罕的事情。
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卻是與日俱增。這就促使了外匯黑市的存在，各地人行外面的某條胡同里，也許就有人在宛若十幾年后的光盤小販一樣，拉住每一個行色匆匆的人，問上一句：“同志，有外匯嗎？”
雖然國家對外匯的管理是如此嚴格，但財富和利潤的魔力是無窮的。既然匯率和實際購買力之間，擁有極大的、數以倍計的價差，當然就會有人將目光投向這里。
在八十年代，進出口公司是出了名不差錢的好單位，就是因為他們擁有進口的權力。手拿其他企業出口換回來的美元，一部分上交國家，然后剩下的則進口外國商品。
比如說某紡織廠從進出口公司委托出口了一百美元的商品，進出口公司支付給紡織廠官牌價兌換的人民幣。然后這一百美元一部分送到國庫里做外匯儲備，剩下的美元則換成諸如汽車、電子產品、奢侈品之類的進口商品，送到社會上轉手就是十幾幾十倍的利潤。
不用遠了，就是在1984年，瓊海省便正在以其特區能夠繞開計劃進口的優勢，發動全省瘋魔一般的進口了十萬輛以上的汽車，動用全國各地地方存留外匯5.7億美元。以一個省委書記的代價，在這場炒賣外匯的盛宴狂歡中，完成了hn省改革開放的原始積累。
不用說，王以純當然打的也是這個主意。繡城沒有hn的特區優勢，他王以純也沒有雷宇不要烏紗帽的覺悟，但打打擦邊球還是沒問題的。
不過此時的中國，哪里有出口技術換匯的機會，從來都是出口原材料、農產品、手工或者輕工業品之類實物換匯。
1984年的中國，別忘了連專利法都還沒有實施。那么中國公民轉讓外國專利產權，所得到的外匯究竟應該怎么處理？這里面可操作的余地，還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