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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普查相對于經濟普查來說，在社會上的風聲要小的多，而且動員的規模也沒有那么雷霆萬鈞。
然而在很大意義上對于中國未來、甚至是九十年代初的當下經濟來說，其影響力絲毫不比經濟普查來的弱。
這種影響力并非是老百姓們口耳相傳、爭相談論的影響力，而是說它更直接的對國家這個整體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這個沖擊的過程在當下中國風平浪靜的海面之下暗流洶涌，普通人或許是看不到這其中的兇險，但操船的這些人卻是深知這些水下激流的可怕。一個不小心被沖到了礁石上，改革開放這艘船分分鐘可能會船毀人亡。
這個貌似只是集中在學界和技術領域的普查工作，何以如此兇險，而又對中國的未來影響深遠？當新世紀來臨，一些親歷者回首這段歷史，仍然會情不自禁的為當時的中國捏上一把冷汗。然而技術普查帶來的深遠影響，卻又讓人感慨，如此恰當時機來推動這項工程，難道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我大天朝，難道真的是“昭昭天命”不成？
若非如此，實難解釋這段歷史上種種撲朔迷離的謎團。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描述企業發展史的著作，《激蕩三十年》的作者吳曉波在書中情不自禁的采用了一個問句。
“在那段神奇的歷史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從我們現在所搜集到的資料來看，1991年以來的‘雙普’工作，仿佛就是另一次長征奇跡。”
顯然，想要復制長征的奇跡，首先就要求掌舵人要有如同“四渡赤水”一般神奇的操盤能力。
雙普雖然是胡文海提議，但這個操盤的工作，卻并非是由他來完成的。
某個經貿委主任、人行行長，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才是它真正的執行者。
而雙普工作背后的定海神針，無疑是只有那么唯一的一個人了。
即使是如此華麗而強大的陣容，要將雙普工作推進下去，仍然絕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魔都在八十年代國內的政治地位，可以從中央財政收入的結構中略虧一二。在中央財政最困難的時候，有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強的資金，是有魔都財政提供的。
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央的話語權上，魔都一系毋庸置疑有著強烈的影響力。尤其是88年新科股票搶購事件之后，“茍利國家生死以”的那位，還是個地地道道的魔都派系掌門人。
這么一來，90年代后魔都在中央的話語權自然是更加舉足輕重。各方面改革和政策調整中，魔都借此也確實是獲得了不少的優勢。單看怎么作死都死不了的上飛，也算可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