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點，蔣凡醒了。看到郝夢人和行李都不在，慌忙找到老板打聽，得知她凌晨已經離開。
手里捏著郝夢留下的紙條，他心里疑惑，不能成為伴侶也可以做朋友啊，為什么一定要不辭而別？
還強調不到萬不得已，別打這個電話？
蔣凡心里十分不解。
拿上行李走出旅店，蔣凡轉身戀戀不舍地看了一眼生命里第一次與異性同床共枕的地方，暗自道：“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哈婆娘，祝你一生幸福、快樂。”
從社港村到蔣凡要去的長安鎮上沙村只有十來公里的路程，沿途道路兩旁都是拔地而起的各種工廠。
按照李酒罐給予的信封地址，蔣凡坐著中巴兜兜轉轉終于到了上沙村吉隆玩具廠，正巧趕上工廠中午下班的時間。
吉隆玩具廠位于大道邊上，下班時間數以萬計的人從廠里走出來，其中大多以女孩居多。
那時，流行稱呼：打工仔、打工妹，這是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前沿城市獨有的風景線
廠門口匯集著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除了吉隆廠的人外，多數都是居無定所的人，其中免不了會有居心不良之徒，他們來這里要么是為了釣妹獵艷，或許做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小販的叫賣聲，朝氣蓬勃的歡笑聲，嘰嘰喳喳不絕于耳的聊天聲，混雜在一起，共同編織成一首漂泊的交響曲。
空氣中彌漫著湯河粉、炒米粉、燒臘、烤紅薯、肉夾饃等不同的餐食味道，夾雜著花露水、汗臭味，這些氣味混雜在一起，呈現出東莞的繁華。
人群里的面孔各異，有的滿面笑容，有的眉頭緊皺，有的眼神堅定，有的神情茫然，這樣的場景看似豐富多彩的生活，卻詮釋著漂泊難以言表的辛酸。
蔣凡找到幾位胸前掛有吉隆廠牌面目和善的女孩，問他們認不認識自己的師兄李海勇。
這些女孩要么搖頭，要么就是帶有防備之心置之不理。
只有一位眼睛大大的、笑起來臉上還帶有酒窩，性格特別活潑的女孩，熱心提醒他道：“我們廠有兩萬多人，光靠一個姓名，不知道具體屬于哪個部門，很難找到人，你最好還是問清他工作的部門。”
工廠午休時間就一個小時，時間很快就到了，先前大聲叫賣的小販已經收攤，廠門口只剩下居無定所還在四處尋找工作的盲流。
在東莞只認識郝夢，她已經說了萬不得已不要打擾。
蔣凡在廠大門邊上找到一塊相對平坦的石頭坐了下來，等著工廠下午六點下班，他再繼續打聽。
解開上衣口袋的紐扣，準備抽支煙解解悶，掏出煙包的時候，和煙包放在一起的50元大鈔飛落到了地上。
除了每年交學費，其它時間蔣凡可能摸到五十、一百這樣大鈔的時間屈指可數，平時身上幾乎就沒揣過這么大的票子。
他撿起地上的大鈔，用手指彈了一下鈔票上的塵土，望著虎門方向埋怨道：“哈婆娘，又不準我聯系，為何還要做些讓我惦記的事情呢？”
埋怨完，他把大鈔連同褲兜里坐車剩下的九元疊放在一起，小心翼翼揣進上衣口袋里，也系上了紐扣以防丟失。
蔣凡其實并沒見過這個師兄，也不知長得什么樣子，多高的個子，只知道他是李酒罐在滄州家鄉時收的一個徒弟。
到了下午下班，蔣凡還是沒有打聽到師兄的消息。
得知吉隆廠晚上會加班到十一點半，于是他趁著這段間隔時間，開始尋找晚上住宿的棲息地。
身上雖然多出五十元，但他舍不得去開5塊、10塊一晚的旅店。
從郝夢口中得知，東莞各個村都會查暫住證，那些查證的治安聯防隊像土匪一樣蠻不講理，蔣凡到處溜達著，想著能找個治安隊容易忽視的地方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