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代人》雜志的最新一期開始售賣之時，米哈伊爾此前的以及和涅克拉索夫一起發行的文集，并非說已經完全沒有了水花。
很多時候恰恰相反，文學這種東西往往才是最需要時間來發酵的東西，很多文學到底值不值得看，往往是要以三五十年乃至更久的時間為尺度，或許才有可能展開比較公正的評判。
它讓很多盛行一時的作品淪為風中的一粒塵埃，再也無人在意，同樣也讓寂寞了無數時光的作品，愈發顯現出它難以磨滅的輝煌。
米哈伊爾的運氣不錯，因為別林斯基的大力舉薦，他得以一上來就站到了俄國文化中心這個位置上。
不過在這個年頭，由于印刷和運輸的艱難，即便是身處同一個國度，有些東西想要傳播開來依舊需要很多時間。
因此即便米哈伊爾在圣彼得堡的文化圈可以說是已經打出了名聲，但在離圣彼得堡有一段距離的莫斯科，也只能說是剛剛為一部分人所熟知，而且即便熟知，對他的評價相比較于圣彼得堡可能還要來得更加糟糕一點。
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其實還是新都與舊都，新思想與舊思想的較量。
其實從地緣政治因素來考慮的話，定都莫斯科要比圣彼得堡更有安全保障。
原因則是莫斯科深居內陸，有著寬廣的戰略縱深，這也是后來為何那個新生的國家要遷都莫斯科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在那之前的話，彼得大帝為了便于對外擴張以及更好向西歐先進國家學習，加強經貿往來，于是選擇另辟蹊徑，在圣彼得堡定都。
在此基礎之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其實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文化圈子。
圣彼得堡源源不斷地受到歐洲啟蒙思想、市民社會和風俗習慣等等方面的影響，因此不僅是這里的貴族在生活方式上全面效仿歐洲，就連城市規劃、建筑風格以及市民們的生活方式也更西化一些。
至于莫斯科，作為舊都，它在文化上則是更加強調東正教傳統和民族認同，并且非常看重俄國的村社制度和古老的宗法制社會。
簡單來說，圣彼得堡更城市一點，莫斯科更加鄉村一點，圣彼得堡西歐派人士更多一點，莫斯科斯拉夫派人士更多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真要說的話，即便米哈伊爾發的那些作品在圣彼得堡就已經受到了很多批評，但在莫斯科這邊，尤其是在莫斯科的貴族上流社會里邊，那真是看一眼都覺得浪費時間，就算耐著性子多看了一點，所引起的也只有嘲笑罷了。
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回憶中寫到的那樣：
“我全心全意地渴望成為一個好人，但是我年輕，我有種種欲念，而在我尋求美好的東西的時候，卻是獨自一人，匹馬單槍。
每次當我試圖吐露我最隱秘的愿望，即我想成為一個品德優秀的人的時候，我就會遇到輕蔑和嘲笑；而只要我沉湎于卑劣的欲念，我就受到稱贊和鼓勵。虛榮心、權欲、利欲、情欲、驕傲、憤怒、報復——所有這一切都受到尊重。
我沉湎于這些欲念之中，就逐漸變得像個大人，感覺到別人對我很滿意。”
而即便是托爾斯泰認為最最純潔的姑媽，她對青年的托爾斯泰的最大心愿便是同有夫之婦發生關系：
“再沒有什么比同一個上流社會的婦人發生關系更能造就一個年輕人了。”
她還希望托爾斯泰能得到另一個幸福，那就是當上皇帝的副官，同時她希望托爾斯泰得到的最大幸福，便是娶一個很富有的姑娘，從而得到更多的農奴。
總之，在這年頭的俄國，對大部分所謂上流人士的期待，無限拉低就完了，越是上流便越是下流，很多時候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