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如何對待家中多出來的兩位成員這件事，米哈伊爾暫時還沒什么頭緒，雖然也有思考過要不要教一教讀書寫字什么的，但姑且還是相處一陣然后觀察一下性格以及感興趣的東西吧。
再就是有些時候人性這種東西確實很復雜，就像帕納耶娃他們家里有一位十六歲左右的童仆，這是一位父母雙亡的孤兒，他還年幼時帕納耶娃便收養了他。盡管帕納耶娃在他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教他讀書寫字，在他生病的時候照料他。
但這位童仆還是不可救藥地變成了一位少爺，有時他延遲開飯，只因為他一定要把頭發卷好才肯在餐桌旁邊露面；如果洗衣女工沒有漿好他的襯衣，他就罵她；他也不愿意洗刀叉，因為他認為那會把他的手弄得粗糙難看。以至于去帕納耶夫家做客的一位先生給他起了一個“男爵”的外號。
而到了后來形勢比較嚴峻的時期，便有人嚇唬他，責令他將帕納耶夫家每天發生的事情一一匯報上來，而他在恐懼之下也真就這么干了。
總之既然米哈伊爾在這個時代干的事情不怎么政治正確，那肯定還是要長個心眼，在這樣一個幾乎可以僅憑懷疑就可以逮捕乃至流放一個人的時代，一旦重拳砸下，基本上也是人人自危，生怕受到一點牽連導致自己也鋃鐺入獄。
畢竟就西伯利亞那鬼地方，死了才是常態，活下來的都是服役時間短亦或者身體和運氣特別好的人。
在這方面文學界其實也是如此，真正的硬骨頭只能說算少數，就像米哈伊爾他們如今這個圈子里的一位叫包特金的先生，跟別林斯基、帕納耶夫他們的關系還算不錯，但等到后面老陀的案件事發后，他忽然以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會連累他，以為人家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件中找到一兩年前包特金寫給他的一張便條，于是咬牙切齒地說：
“不把熟人寫來的便條銷毀是陰險的、卑鄙的。你隨便拿自己去冒多大的險都行，可是決不要把旁人牽連到你的案子里。”
同時他也害怕留在莫斯科，因為有一次當許多青年在一個人家里聚會的時候，他偏巧對一八四八年的巴黎革命表示過歡迎，從而在別人心目中成了民主主義者。
“我現在真怕這些毛孩子，”他說，“他們一落網就會連累你！”
而與此同時，隨著時局的不斷變化，別林斯基他們的朋友龍吉諾夫，一位文學史學家和圖書學家，這位從前的老好人、懶漢、經常說俏皮話挖苦申查官，但后來卻成為極端的反動分子，窮兇極惡地壓制出版界，屢次下令焚燒拉吉舍夫等人的著作。
當時代洶涌向前時，有人選擇絕不讓步和后退，也就總有人選擇退縮乃至成為幫兇。
好在是米哈伊爾對于有些人的品性也有一個大致的判斷，什么話能說什么話不能說也算是比較拎得清。
而說回米哈伊爾家里新來的廚娘和幫傭的話，廚娘做的飯味道還算不錯，也會根據米哈伊爾的要求去制作一些在俄國非常不常見的菜系，至于說那位充當幫傭的小姑娘，在戰戰兢兢地待了兩天后，發現竟然真的無事發生，任何糟糕的事情都沒有，就連要干的活也都相當輕易，干完了甚至都不會累的氣喘吁吁。
發現這點后，她多多少少也是安心了一下，不過即便工作不多，但她依舊每天勤勤懇懇地工作，并且不斷的自己找活干，以至于將米哈伊爾家的桌子和椅子擦的锃亮。
不過在今天這個尋常的日子，一個由米哈伊爾布置的工作卻是讓這位小姑娘犯了難。
簡單解釋起來就是米哈伊爾這位老爺在昨天晚上唉聲嘆氣，自言自語地在那里說些：“我被睡眠所傷，竟如此懈怠。從明日起，早起工作！”之類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