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即便普列特尼約夫是牢大普希金的朋友，但是他總是盡量采取“折衷主義’，畏避“極端’，假如事物不符合他慣用的標準，他就指責是標新立異。
而談到文學時，即便米哈伊爾可能是這些人當中年紀最小的一個，但在場的眾人還是時不時地看向他，似乎想要咨詢他的意見，對此米哈伊爾當然也說了點東西，或許是因為他說的內容不錯，在場的眾人也是頻頻點頭。
就當米哈伊爾參與這場文學沙龍的時候，與他接下來的大學生活有關，同樣也跟《現代人》雜志有關的審查官兼大學教授尼基千科，也正在審查《現代人》雜志最新一期的稿件。
坦白說尼基千科最初確實以為這份工作純粹就是撈撈錢的，即便因為人情的關系，價格沒有開太高，但依舊能算得上一份肥差。
可在審查《現代人》稿件的這個過程中，這位總是盡量回避作品所觸及的尖銳問題的大學教授，也是越來越感覺到了這份差事的危險性。
看似好像沒什么，實則當真不敢細想。
好在是暫時還沒有感受到太過明目張膽和非常危險的東西，但這位審查官依舊決定干個兩三年就趕快辭職，以免被不必要的麻煩找上。
雖然確實是這么想的，但是說句老實話，他對米哈伊爾那些有危險成分的其實有不小的好感，畢竟從出身上來說，他是由舍列麥捷夫伯爵釋放的農奴，機緣巧合之下，才一步步爬上了大學教授這個位置上。
昨天的農奴如今成了教授，他們步入社會常常隨波逐流，丟棄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漸順應現行制度，并開始為官方效勞，當然，他們還不會像彼得堡地區的督學、農奴制的熱烈擁護者穆辛－普希金伯爵那樣成為君主專制制度的忠實奴仆。
政府的某種極端措施也會引起他們的憤怒，但是他們也只是憤怒而已。他們長期受著政府專制官僚制度意識形態的壓抑，但下不了決心，也缺乏勇氣直接反對它，于是總是躲躲閃閃。
尼基千科就是如此，當他在講課的時候，等真的不得不去闡明所分析作品的內在原則性時，他總是圓滑地、巧妙地繞過暗礁，用觀點模糊的高談闊論來搪塞過去。
這樣的日子過久了，尼基千科倒也漸漸熟悉了這種生活，畢竟在令自己舒適的范圍內生活總是愜意的，更何況外在的環境實在是嚴苛，在如今的大學里面，警察分局長亦可充任大學教授。每個教授的行動都要受到公開和非公開的、書面和口頭的命令的約束，受到各種《規定》和指示的約束。
就像大學里曾經舉行的一場會議那樣，有人宣讀了大臣按照皇帝旨意所制定的一條命令，其中闡明了教授先生們應如何理解“我們的民族性’。命令中說，“民族性就是無限忠誠、絕對服從于君主制政體。”
據此烏瓦羅夫大臣希望教授們在講課時要發揚民族性，一定按大綱規定和政府的命令來講。命令中指出，這尤其涉及到講授斯拉夫族方言、俄羅斯歷史和俄羅斯法典的教授。
總之尼基千科已經漸漸熟悉了這樣的生活，他之后的生活大概也會是如此，不過不知為何，那位年輕人的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打動他，以至于他確實愿意在職權范圍內放寬一點。
當然，還有看在工資的面子上。
至于這一期的審查工作的話，長篇自不必說，那是一定要看的，而與此同時，那位年輕人最新的短篇卻也是讓他產生了很多的興趣，于是其它的文章都先被他放到了一邊，而是率先看起了這篇短篇：
“我的同事希臘文教師別里科夫兩個月前才在我們城里去世。您一定聽說過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帶著雨傘，而且一定穿著暖和的棉大衣。他總是把雨傘裝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連那削鉛筆的小刀也是裝在一個小套子里的
總之，這人總想把自己包皮在殼子里，仿佛要為自己制造一個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也許為了替自己的膽怯、自己對現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歌頌過去，歌頌那些從沒存在過的東西，事實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對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傘，使他借此躲避現實生活。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定著禁止什么，他才覺得一清二楚.每逢經過當局批準，城里開了一個戲劇俱樂部，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總要搖搖頭，低聲說：“當然，行是行的，這固然很好，可是千萬別鬧出什么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