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臨危繼汗位，與大明周旋，積蓄力量
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因寧遠之戰失敗抑郁而逝。大妃阿巴亥和兩個庶妃殉葬。汗位在四大貝勒中選出，大貝勒代善因與大妃納喇氏阿巴亥有曖昧關系，這種欺君蔑父的行為，使他在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廢除了他的繼承權。二貝勒阿敏非努爾哈赤之子，且曾參與其父舒爾哈齊的叛逃活動，更非人選。三貝勒莽古爾泰的生母繼妃富察氏由于“竊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無人擁護，自然不能被擁立為汗。只有四貝勒皇太極實力最強，無論是政治眼光、軍事才能和個人威望都在眾貝勒之上，所以他是后金汗比較合適的人選。于是在努爾哈赤去世當天，代善與其子岳托及薩哈廉擁皇太極嗣汗位，并對諸貝勒大臣說出了擁戴皇太極的原因：“才德冠世，當速繼大位”。由于身為長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眾貝勒“乃合詞請上嗣位”，皇太極“辭再三，久之乃許”，被擁舉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極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為天聰元年。
皇太極繼位時，后金面臨嚴重困難，主要有明朝已構筑關寧錦防線并聯合朝鮮、蒙古封鎖后金、四大貝勒合議制掣肘汗權、后金內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后金的經濟遇到很大困難、后金民眾厭戰等。對明朝，皇太極確立了“講和與自固二策”，爭取時間，解決后金面臨的一系列急待解決的問題，然后待機成熟，再興兵攻明。[當時，明朝正因為寧遠的勝利而變得強硬起來。皇太極一上臺就曾致函寧遠巡撫袁崇煥，表示希望“彼此和好”。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邊要地，一邊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錦州城，加緊備戰。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繼征朝鮮王朝之后，皇太極親率大軍征明。這時明朝干將袁崇煥正在實施“恢復之計”，即“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他修城屯田，以屯養戰，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22]皇太極想及早發動進攻，發動寧錦之戰，結果自己傷亡慘重，寧遠城卻屹立未動。繼續又攻十幾天，依然無成。守寧遠的正是袁崇煥，他命令滿桂、尤世祿、祖大壽出城拒戰。皇太極督代善、阿敏、莽古爾泰、阿濟格等進擊。明軍吶喊抵抗。袁崇煥坐鎮指揮，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擊覺羅拜山、備御巴希等被射死，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俱傷。明將滿桂也負重傷，士兵死傷大半。寧遠不下，皇太極又返回錦州，時已六月四日。將士中暑很多，皇太極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此戰明軍防守成功，時稱“寧錦大捷”。遼西不能攻取，便不能進山海關，如果要奪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皇太極對蒙古是有所了解的，當時他已參加過與喀爾喀、科爾沁等部的結盟，也曾領兵馳援過科爾沁。
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1628年）二月，皇太極首先帶領兩個幼弟多爾袞及多鐸統大軍親征察哈爾所屬的多羅特部，進至敖木倫地方，俘獲一萬一千二百人。因敖木倫大捷，多爾袞被賜號墨爾根戴青，多鐸賜號額爾克楚虎爾。八月，與喀喇沁議和，九月調科爾沁、喀喇沁、敖漢、奈曼及喀爾喀諸部兵來會。九月六日，后金大軍出征察哈爾。二十日進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等處，俱下。第二天追至興安嶺，獲人畜無計其數。十月中旬勝利而歸。[25]這次出征，后金既打擊了大敵察哈爾部，也進一步鞏固了對已歸服的蒙古諸部的統治。不久，皇太極派阿什達爾漢到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爾，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駝，不至約會之地者也罰馬。
第三，革故鼎新、打擊其他三大貝勒，鞏固了中央集權
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至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1630年）正月，皇太極在明朝關寧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率軍從蒙古突入內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稱“己巳之變”。天聰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極領兵攻占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他決定鞏固已占的四城，在關內打進一顆釘子，以為據點。明廷調集各路大軍，組織反攻，收復永平等四城，后金兵敗歸沈陽。皇太極因失已得四城，“感傷墮淚，大小諸臣，見之無不流涕”。[101]
皇太極繼位后，順應歷史發展趨勢，促進了后金政權的封建化進程。皇太極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養，這時他推行了振興文教的措施。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亂，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爾哈赤屠殺文人的政策，并于當年進行考試，選取了滿、漢、蒙古生員二百人。[26]他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他派人丈量土地，將“各處余地”歸公，發給民戶耕種，不許旗主、貴族再立莊田。又把原來每13名壯丁編為一莊改為每8名壯丁編為一莊，“其余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并下令編審壯丁，解放部分奴婢為編民。這些措施，使滿族貴族的特權受到一定制約，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他極力學習漢族文化，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
皇太極積極削弱其他三名貝勒，天聰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極利用二貝勒阿敏棄灤州、永平、遷安、遵化四城敗歸為口實，召集諸貝勒大臣會議，定阿敏罪狀16條，將阿敏送高墻禁錮，永不敘用，不久阿敏病死。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之戰中，皇太極和三貝勒莽古爾泰發生口角，莽古爾泰拔劍相向，皇太極以此為由將莽卉爾泰治罪，革去大貝勒名號，降為一般的貝勒，奪其五牛錄的屬員，罰銀萬兩及馬匹若干。莽古爾泰后因氣憤暴卒。至此，三大貝勒只剩下大貝勒代善一人。同年十二月，當諸貝勒提出莽古爾泰“不當與上并坐”，代善立即說：“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于側”。他主動請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極允準。[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賀中，皇太極接受禮部參政李伯龍之建議，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舊制，改為自己“南面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到了天聰九年（1633年）九月，皇太極召開諸貝勒大臣會議，指責代善對己不恭，眾議代善“與皇上相左”，列了四條罪狀，擬革去大貝勒名號，削除和碩貝勒職，剝奪十牛錄所屬人口，罰雕鞍馬十匹，甲胄十副，銀萬兩。但是皇太極心中有數，這不過是借題發揮，提高汗權而已，所以只罰銀馬甲胄。從此，威脅汗權的三大貝勒勢力已除，皇太極實力大增，其余貝勒無力和他抗衡，使汗權得以加強和鞏固。
皇太極為了團結和拉攏漢族與蒙古族，加強統治基礎，同時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以適應對明戰爭的需要，也為了平衡滿族八旗旗主和諸貝勒的軍事勢力，將八旗組織擴大到漢族和蒙古族中。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極在一次講話中諭令將士對新附之眾，“一切勿得侵擾”。在皇太極影響下，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紛紛歸降了后金。皇太極率諸貝勒出迎至渾河，行抱見禮，以示優隆。孔、耿不僅帶了一萬二千多精壯官兵及紅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遼東海防的瓦解。之后不到四個月，明鎮守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塵，皇太極稱贊他“識時勢之向背”，“殘破海防，實為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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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皇太極背著手，凝視著眼前一個巨型的沙盤，在沙盤之上，便是這一方中原大地的地圖。
站在這沙盤前。
似乎天下都在皇太極之下。
看向這沙盤之上。
大清的疆土遍布大清的旌旗，而在大清之外，大明、蒙古察哈爾、準格爾等疆土都在皇太極凝視之下。
大殿內寂靜無聲。
但是在這沙盤之上似有聲。
“中原，才是天下。”
“這一日不會太遠。”
“等著本漢，本汗會將你們一一殲滅，讓我大清旌旗遍天下，天下，皆當為我大清疆土，天下之大，唯有大清。”皇太極凝視著沙盤，眼中涌現一種滔天雄心。
這時。
從大殿外走進來一個弓著身子，不敢直立的身影。
“何事？”
皇太極頭也沒回，威嚴問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