韃靼強盜集團大頭目忽必烈下的這盤大棋，全世界只有六個人知道。
除了商議這盤大棋的三個人外，大頭目忽必烈找來族里的三個老人，他們都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但是他們會把大頭目的話編成歌來唱。
用韃靼話唱的歌聲低沉而悠長，還帶有一種草原上特有的淡淡的傷感------
三架四輪/大馬車，三個護衛小隊，他們駛向了三個陰謀。
“當我們搶無可搶的時候，我們會搶自己的兄弟的！”
這是草原上特有的生存法則，沒有人可以指責。
流求島上的人哪里知道他們的《流求周報》會帶來這么多的后續問題，他們當初只想引發海外經商的高潮，只想把海外貿易的目的性明確一點。
他們確實引發了一個高潮，民間出海經商的商人急劇增多，這些商人都是流求島工業產品的搬運工-----形勢喜人！
張國安島主拍著胸脯保證說，再來幾倍濱州城那樣多的勞動力，他照樣能消化了！
總之吧，大宋的傳統產品，流求的新鮮物件，兩種貨物交相生輝，各有好處！
但是，幾個月后，大好局面被大宋政府的官商行為破壞了------不知道是哪個多嘴的家伙，把流求島換回了一支五百名全面武裝的騎兵的事情說了出去。
如此便宜的事性，焉能不去學著做？
這次官商的主體者是內府庫的內官，他們自然不能動用國庫的物資來充當資本。
大宋政府南渡之后，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先前，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結論。但是現在大宋的稅收卻遠遠超過以前了------先前，大宋平均年財政收入在六千萬貫上下，而南下的財政收入則常年保持在一億以上，在土地減少了三分之一的情況下，稅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大宋五年前的財政收入的最高數字一億二千萬，而現在則達到了一億五千萬！
“地少稅多”的結論同樣可以在大宋和其他朝代的比較中得出。
對于這，可以解釋是大宋的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商稅大大增加，工商業已經取代農業成為第一稅源，也可以把這歸結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
但是就此認為大宋就此走向資本主義，這個就“圖樣圖森破”了。
首先，用財政收入來論證經濟發展在邏輯上就站不住，因為唐以后朝代都實行兩稅制，兩稅制的一個要義就是“量出以制入”，財政收入的規模按照前幾年平均支出水平擬定。
換言之就是政府府要用多少錢，就要向民間征收多少。
所以說高額的財政收入并不能說明經濟的發展，只能說明這一屆政府花錢特別厲害而已。
比如，在那面的世界，有一個大國，國家收入特高，那只能說明什么------你懂的！
其實大宋從真宗起財政支出規模就不斷擴張，此后一兩百年里大宋政府一直處在財政危機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財政危機的結果是聚斂為一切之法，收入的擴張也是自然結果。
你想吧，當時被兼并失去土地的農民并沒有大量轉入城市成為工商業者，而是成為了地主的佃農，即所謂“客戶”，他們并非農業的“剩余勞動者”，而依然是農村的重要生產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權的變化。
大宋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據著全國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國約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種和接受高額盤剝，這是大宋農村的真實景象。
想讓大量的佃農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張國安島主當然費盡了心思。
一個辦法就是推行高產良種，原因不用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