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京湖制置使呂文德不必要嘆氣，除了對武將大力防范，大宋的政治傳統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
大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
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參知政事”，即副宰相。
同時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
在地方上，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
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還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同時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雖然代價是形成大宋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大宋終于排除了一切使豪強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也不會有可以與中央對抗的封疆大吏與政治大家。
大宋的官家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
同武官一樣，由于韃靼強盜集團的軍事壓力，大宋的宰相也達到了大宋歷史上沒有過的宰相專權，真正是一人之下，萬上之上的層次。
前文講過，被大宋官家呼為“師臣”的平章賈似道就是這樣，由于戰爭需要，他一邊是宰相，另一邊又兼任樞密院的樞密使，同時管著國庫，就連大宋官家的內府庫也有能力施加影響，軍權，人權，財權一把抓了，把副手參知政事的影響力降到了最低點。
這是讓一個政治家多么爽的權力配制啊！
他借著韃靼強盜集團的軍事壓力，打擊異己；又借著流求島的力量，力逼韃靼強盜集團言和；利用大宋百姓不喜戰爭的心理，輕而易舉地把太學院里的太學生統一了思想。
在《民聲報》的引領下，整個大宋的輿情全是正能量，全是歌頌。
這些都是多么漂亮的政治手段！
但是，隨著軍事壓力的解除，大宋的政治傳統力量開始回歸了，就算平章賈似道平日再強勢，他也無力與全體文臣為敵------他不得不交出了樞密使這一職位，緊接著又還權與參知政事------對他的重要盟友，京湖制置使呂文德的打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說實話，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漢族人的性格。
歷史上漢族人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
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釘”。
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勛，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
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
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
所以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大宋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家人的政治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
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斗力的軍隊，過于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也許正是如此，大宋才開始一步步走向了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