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金口玉言，哪能隨便反悔？讓華亭縣上繳稅賦的事情休要再提。不過，華亭縣對各種商業交易征收十稅一的事情，倒是可以考慮。看來我們以前都是太過于小看商賈們的力量了。”李世民端起手邊的互助香茶喝了一口之后說道。
一直以來，大唐的稅賦歸結起來就是三個字，租、庸、調。
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納定量的谷物；調是人頭稅，交的是定量的絹或布；庸是徭役，當然，農民不去徭役也可以，可以納絹代役，這樣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有利于農業生產。
所以這項制度被稱為租庸調制。
基本上，稅收的九成以上都是來源于租、庸、調，商業稅在里面的占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不能說是李世民或者說之前的李源制定的政策不好，而是自古以來中國的稅賦就是圍繞著土地和人口轉的。
從上古上古時代的夏商周開始，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三個朝代的稅收制度大同小異，國家的主要稅收來源是大禹開創的“九州貢法”。
《尚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各地諸侯的土地按距離王城的遠近，劃分為“甸、侯、綏、要、荒”等五服，按不同的要求向王朝提供實物、特產、勞役、軍役等，比如我們熟知的大禹九鼎，其制作材料就是九州的諸侯進貢給大禹的，而大禹之所以在鼎上刻各州的地形山川和奇珍異物，并不是為了美觀好看，而是為了厘清各地諸侯的土地情況，和明確進獻奇珍異物的朝貢標準。
各個諸侯該進貢多少東西，看看鼎上他們地方有多大就知道了，各個諸侯該進貢什么東西，看看鼎上他們是什么特產就知道了。
從這點意義上看，九鼎就是實物版的夏朝“貢法”稅單，彰顯了中央王朝對九州諸侯的征稅權力。
到了秦朝，秦始皇是把納稅人即農民，編入戶籍，稱為編戶，實行按編戶征收租賦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
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兩漢賦稅制的主要內容是“租”和“賦”兩項，租是對土地征收的稅，賦以丁計，是人頭稅。
然而，土地兼并是千年難治的頑疾，即使漢武帝時期曾強力打壓豪民巨富，仍無力抗拒這一歷史趨勢，漢朝本來就是人頭稅重，土地兼并后破產的農民無力繳納人頭稅和提供徭役，要么投靠豪強地主，成為隱戶不用交稅，要么淪為流民流竄四方，成為社會動蕩不安的重要因素。
古有豪強地主設隱戶以偷稅漏稅，今有富豪權貴設慈善基金以偷稅漏稅，看來不管是什么時候，有錢的人總是有各種各樣的辦法躲避或者減少交稅啊。
后世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淪為工薪階層稅，也算是歷史的必然啊。
所以說，李世民從小到大了解到的，接觸到了，都是把國家的稅賦往土地和人口方面靠，不同的朝代區別也就是手段的不一樣，哪怕是到了新中國，也是要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才取消了農業稅，把農民從稅賦之中真正的解脫出來。。
現在，華亭縣給大唐的稅賦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