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這些，何浪濤就一陣頭疼，沒有了王慶林這個有點能力的手下，他還真的有點抓瞎。
依靠歐陽松那個色鬼？算了吧，依靠他還不如自己親自上陣呢。
不行，既然王慶林要被藤田由紀夫大佐指名調走，那么就必須要讓上海的特工總部在派來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來石頭城才行。
總不至于以后真的把破獲抗日組織的事情全盤交給嚴復之那個軍統叛徒吧？
要真是那樣，藤田由紀夫將會怎么看待自己？沒有了這種功勞，可能自己練特工總部石頭城分部主任的位子都會坐不穩的。
正在何浪濤胡思亂想的時候，藤田由紀夫又開口了：“何桑，你還是要把精力和注意力都要放到如何破獲石頭城里的反日組織和抓捕反日分子的事情上來，這是我對你的期望，也是大日本帝國對你的期望，希望你不要辜負這種期望。好好思考一下吧，在這石頭城里，軍統石頭城站已經基本被我們破獲了，絕大部分人員都被我們抓捕。但是石頭城里還有其他的反日組織，比如中統的石頭長調查統計室以及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這才是你工作的重點。對了，我記得上次成賢街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交通站不就是你破獲的嗎？雖然說那次我們是被那個抓獲共黨分子給騙了，但是這起事件的開端不就是一個匿名電話嗎？我建議你從這方面入手好好查查。”
何浪濤連忙收住心神，專心聽藤田由紀夫的點撥，這是聽到最后，他覺得還是無解，于是回答道：“大佐閣下，成賢街那起事件我們也認真調查過。根據我們分析，那個共黨交通員為什么會在那天突然逃跑，很顯然是他向我們說了謊，我認為他逃跑的那天才是真正的接頭時間。只是很可惜我們都被他被秘密逮捕后的口供給欺騙了，認為接頭時間是在真正接頭時間后的兩天，而那個被他推下樓的花盆就是那個聯絡點的安全信號。因此線索完全斷了，沒有辦法再繼續查下去。而對于直接打匿名電話向我舉報共產黨那個地下交通站的人，我們也認真調查過，可完全沒有頭緒。通過電話局我們找到了打出匿名電話的確切地址，但是這是個大街上的公用電話，而且還沒有目擊證人，我們根本連打這個匿名電話的人多高、長什么模樣都不清楚，也沒有辦法繼續追查啊。”
對于何浪濤的這番說辭，藤田由紀夫是清楚的，因為當時他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的進展，基本的情況和細節他全部了解。
但是在后來，藤田由紀夫采用了逆向思考的方法來仔細考慮這個莫名其妙的事件，結果讓他有了一個新的設想。
這就是那個打匿名電話舉報共產黨地下交通站的這個人的動機，因為任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必然會有動機，沒有人會做一件根本沒有動機去做的事情。
而再想想舉報共產黨地下交通站的人一定是會共產黨不滿甚至是仇視，才會做出這種想借特高課的手破壞共產黨地下黨組織交通站的舉動。
但是這個人肯定是不愿意與大日本帝國合作的人，不然完全可以現出真身到特高課來實名舉報，這樣也算是有了一份對其本人被特高課欣賞的功勞。
因此藤田由紀夫可以大致畫出這個匿名舉報人的一些心理側像，那么這個舉報人的真實身份就基本上可以確定了。
在這次大日本帝國與支那之間的圣戰開始前，國共兩黨可謂是殺得眼紅，仇視共產黨的必然是國名黨方面的人，而且極有可能是中統方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