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如此，騰飛集團殲—7MAX教練機最初定型版本也不會把三角翼、邊條翼全都用上，弄得跟四不像似的。
不是騰飛集團不想搞好，而是手里沒那金剛鉆，攔下的瓷器活自然就干不好，無奈之下只能沿用當年永宏廠的艦載機的設計，做小幅度的改動而已。
當然，如果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永宏廠內還有石軍等技術骨干在，莊建業也不會愁，問題是九十年代初兼并永宏廠時，技術骨干完全走光了，沒有人，光有圖紙和資料也沒用。
之后雖然引入了前蘇聯專家，幫著把殲—7MAX教練機做了進一步完善。
然而被莊建業挖過來的前蘇聯專家并不是整體的團隊，而是零散的個人組成了臨時組合。
解決一兩個關鍵問題還成，整體的方案優化同樣是大眼瞪小眼，一腦門子汗。
至于國內的人才，莊建業到是想了，問題是西南所的十號工程以及后續的新一代戰機的研制計劃；東北所的蘇—27國產化以及依托蘇—27的一系列深度改進型。
光這兩個大型項目就幾乎把全國的作戰飛機研制人員吸走不說，反而還覺得不夠用。
為此京城航空航天大學、金陵航空航天大學、西北航空大學這三所頂級航空院校的飛行器專業的學生剛一入學就被這兩個研究所給預定了。
騰飛集團別說招人了，就是邊角料都撈不到。
這還不算，國家為了十號工程和仿制蘇—27，祭出舉國體制這個大殺器，不但把理念優秀畢業生送到兩大研究所，而且還要從其他研究所，航空生產廠抽調骨干，支援兩個研究所的工作。
騰飛集團自然也在抽調之列，好在當時騰飛集團運—17正處在關鍵時刻，總部斟酌良久，沒有動騰飛集團，不然騰飛集團可能連運—17都得趴窩。
航空產業什么最重要？當然是人才，沒有人才，再好的思路實現不了，那也是白搭。
運—17是保住了，但殲—7MAX卻徹底成了拖油瓶。
前前后后投資超過16億人民幣，若是放棄了，經濟損失是一方面，更關鍵的是對騰飛集團的產品線，以及未來的發展戰略都會產生及其不利的負面影響。
然而國內已經無人可用，怎么辦？
莊建業想都不想就把目光投往海外。
然后便相中了IDF戰斗機研發團隊。
除了該團隊人員素質高外，最關鍵的是團隊成員都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再加上文化上的同源性，交流起來沒有任何障礙。
至于應用外籍人士研發有可能應用于軍用的先進航空器會不會出問題。
莊建業卻沒有太多擔心，一來騰飛集團研制的是教練機，與正牌戰斗機有很大距離；二來便是這支IDF設計研發團隊看中的是收益，而不是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
換句話說，人家要買學區房，要過體面的日子，要實現財富自由，若非如此他們也不會紛紛拋棄某島跑到韓國去。
說白了，這些人就跟數十年后的能力強大的軟件開發團隊一樣，只要有人出得起價錢，給得了待遇，那他們就會為甲方爸爸各種拼死拼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