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一二，高爺應該知道，綏德地處要沖，乃是勾連南北的要道，素有旱碼頭之稱。”
侯三在古北寨多年，對陜北的商幫自然了解，比起大同的晉商，這綏德商幫雖然財力勢力都差了些，但仍是榆林鎮里首屈一指的大商幫，畢竟綏德這個地方本就是陜北重鎮，南來北往的貨物會在此地匯集，向來盛產商賈。
“這商幫是由數家商號組成，這綏德商幫最初只有兩家商號，到如今也不過七家而已……”
從侯三口中，高進才弄清楚，這綏德商幫實際上是由綏德州的七家商號組成，而他們聯合起來主營的產業其實是鹽業。
大明朝開國的時候，太祖皇帝為了防御北虜，興建九邊重鎮，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鎮便在陜西境內，這道防線東起延綏皇甫川（陜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關、西南至洮岷（今甘肅南部）綿延數千里。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量龐大的邊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十萬匹，自內地調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朝廷也不堪重負。所以洪武年間，朝廷便行了“食鹽開中”的新政，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食鹽品相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開中法后，占了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的地利，陜西本地的商人紛紛雇傭農民在塞上開墾田地，直接用糧食和官府換取鹽引以牟利。相比之下，山西歷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的好處，只有推著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是為頗費周折的“買糧換引”，比起陜西商人“輸糧換引”，自然是遠遠不如。
所以作為鹽商的陜西商人，無論是財力還是勢力都曾凌駕于山西商人之上，尤其老家是三原縣、涇陽縣、綏德州等地的秦商。
只不過后來朝廷將輸糧換引的“開中法”，改為以銀換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說，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糧食到邊關，而是直接拿出白銀購買鹽引，即能獲得販賣食鹽的許可。
“開中法”改“折色法”后，留在西北邊塞繼續種糧食便沒了原來那等暴利，那些早就賺足了銀子的陜西商人便紛紛前往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為專業鹽商。
這些常住揚州的陜西商人不僅經營淮鹽，還將業務擴展到典當、布匹、皮貨、煙酒等行業。只不過人離鄉賤，為了保護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這些陜西鹽商在揚州出資修建了陜西會館，彼此抱團經商。后來為了對付徽商的競爭，又與山西鹽商合資共建山陜會館。
“高爺，早十多年的時候，咱們這邊的邊商（山陜商人）在揚州財雄勢大，就是那些內商（徽商為主）都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鹽引。”
侯三見高進聽得認真，也是將自己所知道的講得清楚分明，“只不過那些內商終究占了地利人和，這些年為了鹽引的事情，兩邊沒少打官司。”
折色法后，離著兩淮更近的徽商因為有著“左儒右賈”的傳統，動輒喜歡發起訴訟，于是像是綏德商幫這樣的山陜邊商自然吃了大虧。
“侯先生的意思是，這綏德商幫在揚州要和徽商爭奪鹽引，獲利大不如前，這才看上了這塞外的貿易之利……”
高進自言自語起來，他倒是沒想到綏德商幫背后牽扯的利益糾紛如此復雜，而那范秀安是綏德商幫的七大掌柜，聽著名頭唬人，但實際上綏德商幫里真正意義上的大人物其實是在揚州。
不過轉念一想后，高進自嘲地笑了起來，這些事情離他太遠，多想無益，還是想想如何應對接下來的局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