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問道：“這案子，應該怎么辦才好呢？”
陸炳說道：“臣惟陛下命！”
嘉靖不由得笑罵道：“你這滑頭，倒問起我來了，朕現在是問你怎么看這案子嘛。”
陸炳只是笑笑，他一生經辦的案子何其多，這種案子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朱載墱應該是收到了師尚詔的這封信，也看過了，說不定已經毀掉了。
至于說他膽敢起什么謀反的心思，陸炳相信，他既沒有這個膽量，又沒有這個本事，自從成祖靖難以來，大明對于宗室可謂嚴加防范。
首先是剝奪藩王們的兵權。成祖首先是通過將藩王從邊鎮遷到內地來削奪諸王軍權。
其次就是削奪王府護衛羅織藩王罪名，借機削奪王府護衛，是朱棣削藩的一個重要手段。永樂元年六月，代王朱桂因上違《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被革去三護衛，僅給校尉三十名作為隨從。因王悔過，于永樂十六年恢復護衛及儀衛司官，應是僅恢復官員設置，而沒有給還三護衛。山川社稷祭祀則直到宣宗即位后，方才獲允恢復，家財方才給還。
周王朱橚作為朱棣胞弟，也在所難免，由于永樂十八年，朱橚被告發有不軌之事，且被召入京，朱棣刻意優容不問，但已經足夠使朱橚戰戰兢兢。因此，朱橚還國后，立即主動上納三護衛以示忠誠，朱棣從之。
經過朱棣的一番調教，并且將涉嫌謀逆的親王奪爵，除去封國，分親王護衛給郡王等措施下，藩王們已經沒有任何兵權了，同時成祖還剝奪藩王們的指揮權，諸王已經不再參與任何軍事戰斗，原先的軍事指揮權也不復存在，徹徹底底淪為了吉祥物。
同時成祖還支持各級官吏們對藩王們對藩王加以監視。本來洪武朝規定：藩王有不法之事，風憲官不得輕易奏聞，庶民更不許告訐諸王，任何觸犯者皆處以斬刑。實際上是將藩王置于朝廷監察體系之外，禁止任何人對藩王進行指摘。因此，在洪武朝，雖然諸王多有不法事，在《明太祖實錄》中卻不見任何上疏彈劾者。
但是到了永樂朝，事情開始其變化了。從前不得被彈劾的諸王一下子被推到了風口浪尖，頻頻被告發，告發之人，有勛貴如曹國公李景隆者，有皇室親王和郡王，有王府官，有武將，有護衛軍丁等，可謂上到公卿下到平民皆可檢舉揭發。而且，往往一王被數次告發，告發晉王朱濟熺者甚至前后達數十百人。
朱棣對于這些告發之人，往往也加以賞賜，甚至明知是誣告，都加以賞賜。成祖不僅不對告發之人加以處罰，反而給予肯定、施以獎賞或擢升官職。比如永樂十七年春正月，告發安定王朱尚炌謀反的西安中護衛百戶張誠和小旗孫成也擢升官職，張誠升為登州衛指揮同知，孫成升為義州衛指揮僉事，賜冠帶衣服。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因揭發周王朱橚不軌，而被升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且獲得朱棣賜名趙誠，可謂殊榮有加。對于能及時告發藩王的王府官，朱棣予以寬宥，以示對告發行為的肯定。如，永樂四年齊王謀不軌，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引奏齊府教授葉坦等三人，認為坦等不能輔導為善，宜置于法；成祖朱棣因這三人之前曾向朝廷告發齊王不軌事，認為可免于處置。朱棣對告發藩王之人的肯定、獎賞、擢升或赦免，實際上表達了他本人對告發行為的認可和鼓勵。
朱棣這么做，后來的帝王們也都有樣學樣，對告發藩王的人都予以賞賜。形成以地方州縣官吏、王府官吏士卒、廠衛暗探對藩王們的全方位監視，王府護衛削奪殆盡，諸王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同時朝廷默認甚至縱容這種告發，不僅王府文官直接承擔監察藩王的權力，王府武官、內使和其他雜職人員都構成了對藩王的監察，甚至現在，這些王府官吏雖名為藩王屬官，但其實際地位卻位于藩王之上，形成了一種名實不相符的局面。這樣，王府官吏欺凌藩王的現象也在所難免，且頻繁地發生了。
挾制諸王，把持王府、詈罵拂逆等其他不法事、請名請封及選婚等事上進行刁難都是常事，嘉靖自己就出身藩王，對于這些事情心知肚明，他自己也不相信朱載墱真的敢和師尚詔勾結，畢竟藩王尚且毫無權力，何況他這個小小的奉國將軍，他們一無兵權，二無政治權力，雖有宗室的頭銜，但是處于州縣官吏、廠衛暗探、王府官吏的多重監視下，一舉一動都被牢牢的監視著。
就像這次的事情一樣，朱載墱前腳收到師尚詔的信，后腳錦衣衛就已經查知，事發不可謂不迅速。
聽了陸炳的話，嘉靖內心是同意的，他自己也是藩王出身，這些事情怎么會不了解呢？就是換了他自己，若是師尚詔給他寫一封信，他是藩王，又能怎么辦？真的交給有司？別扯了，這種事情，一旦沾上，你怎么說的清楚？就是換了嘉靖，最好的辦法就是秘密將這封信銷毀，連同報信的人一起處理掉。
只是很可惜，現在朱載墱這事已經鬧大了，三法司和廠衛接觸，圈禁鳳陽高墻，已經算是對他最好的結局了。
嘉靖思索了一會，對陸炳說道：“朕想朱載墱并沒有反意，只是收到了師尚詔的信，不敢將它交給有司罷了。眼下重要的事情，就是嚴令地方捉拿此獠，一旦拿捕，驗明正身之后，即行正法，不得延誤。至于此案，不要大動干戈，若是朱載墱與師尚詔并無勾結情形，就不要擴大此事了。”
陸炳當然對嘉靖的意圖十分明白，領命之后立即辦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