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國公宋延渥乃是劉皇帝委派的抗洪救災前線“總指揮”，每次從他那里上報的奏章，總是充滿了嚴峻、緊急、危機等字眼，令人心驚肉跳。
而坐鎮京城，調度指揮的宰相趙普，一月之間，也是擔驚受怕，最怕的就是收到哪里又決口了，哪里又受災了。
由于對雨災的警惕預見不足，已經在劉皇帝那里吃了掛落，若是后續的救災事宜再出差錯，待災情緩解之后，他宰相也絕對討不了好。
而最讓人感到沉重的，是這場災情還遠遠看不到緩解的時候，更遑結束。
有鑒于洪災水情，劉皇帝也沒有再繼續退居幕后，在漢宮之中納福乘涼了，這種天災國難面前，他也難有這個心情。
進入六月之后，劉皇帝更連下訓令，督促朝堂官府，勉勵臣民百姓，呼吁上下一心，全力抗災。
由于大雨持續地近乎詭異，朝中有不少官員都清奏上表，希望劉皇帝能夠祭天祈福，以解災情。
這樣的奏請，自然被劉皇帝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原因也很簡單，若是撞個大運，祈福有效，能夠增加自己身上的神圣性也就罷了。
然而，若是祭天無效，那樣豈不更引得人心思變，這樣的結果，就不是劉皇帝樂意見到的了。尤其是，劉皇帝咨詢過欽天監的那些“天文專家”，從他們口中判斷，這場大雨洪災，還看不到緩解的征兆。
同時，在這種形勢下，劉皇帝也是分外敏感的。太平時候，應付一下，祭祭天，拜拜神，也就罷了，而這個時候，劉皇帝心懷疑忌的是，會不會有人拿天人感應那一套來說事，講什么君失其德，政失其道，以致上天降災，警誡世人。
所幸，朝中還沒有這樣的傻人，敢在這個時候跳出來觸劉皇帝的霉頭，即便有人心中有類似的想法，暫時也只敢憋在心里。
劉皇帝還特地下了一道明詔，從毫無文采的詔文中就可以看出，乃是劉皇帝親擬，而沒有經過李昉的潤色。
劉皇帝直白地訓斥了那些不求努力救災，反而指望上天憐憫開恩，指出抱有這樣想法的人，都是消極抗災，不思紓難救民的庸臣碌人。
措辭異常嚴厲，詔令下達之后，至少西京這邊，朝廷的思想是基本統一，牽涉有司也更加專心致志地進行抗洪救災事宜的差事。
六月己丑（初二），鄭州、東京、宋州官府相繼上奏，言汴河水情有異，這些奏報，在河患未已的情況下，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視。
政事堂連發政令，讓沿汴州縣官府提升預防等級，做好人力物力儲備，提前應對，以防汴水生變。
沒法不重視，汴水可是中原的核心水脈，黃金水道，連接運河，溝通南北，若汴水為患，傷害的可不只是東京等重要城市，連西京這邊都要受到影響。
畢竟，當下的西京洛陽，每年也有大量的物資支持，是來自東南地區的。
不得不說，大漢過去治了二十年河渠，成績最為顯著的，就是汴水為主的中原水道。其后，水害的影響果然從汴河流域蔓延開來，不過得益于官府的提前應對，嚴防死守，再加上河工上的便利，汴水最終沒能成災，得以平穩度過，安全涉險。
整個五、六月份，大漢都是在同暴雨洪水的抗爭中度過，人未能勝天，卻也不曾屈服。一直到六月二十一日，雙方達成“和解”，雨水止，洪患平，渡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