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覺得中秋的慶祝氛圍不夠濃厚，在東京街頭各處扔掛著花燈彩帶之時，朝廷決定，再為之增添一抹喜色，只不過這一抹喜色是紅色的，鮮紅，血紅。
就在開寶二十年八月十六，既望之日，劉皇帝詔令下，把這段時間收容到京城，并且已經判了死刑的官吏們，一并拉到南市口，明正典刑。
其急切，其霸道，其冷酷，令人毛骨悚然。劉皇帝沒有食言，太子劉旸也沒有拒絕的余地，由他親自監刑。
而這一批被處刑的官吏，只是第一批，是在劉皇帝粗暴干涉之下，由三法司既遲疑又不得不快刀斬亂麻，迅速擬定的名單，共計一138人。
顯然，這與劉皇帝的制定的指標，還有一定的差距，不過，通情達理的劉皇帝，也考慮到辛仲甫他們的為難，多少給了些時間，讓他們分三批定刑。但同樣的，改為三批，這誅殺的人就更多了。
至于其中有沒有冤屈，有沒有罪不至死的，那是肯定的，但劉皇帝顯然不像太子那樣仁厚，他就要以殺懾人，以血警世。天下冤魂多得是，不差這少許，官僚同樣也沒有什么特殊的。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簡單地對“盧黨”的清算了，這一百多人中，真正被打為“盧黨”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還是來自于河西的官吏。
更多的，還是在十年的和平政治中，滋生的分子，貪官污吏，因為盧桉，把他們牽連出來了。說到底，盧桉也僅僅是一個引子，這仍是大漢的一次吏治清理運動，是劉皇帝這個集權帝王為緩和矛盾、鞏固統治的一種手段，是對這十年大漢政治的一次階段性總結。
這種集中處刑的做法，在大漢并不是第一次，比如當年的滑州桉與揚州桉，并且，規模是越來越大。
不過，有所區別的是，滑州桉，主要針對的是那些為非作歹的勛貴，而不論揚州桉以及此次的盧桉，都是針對已經在政治上崛起的官僚。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劉皇帝對開國元從、功臣勛貴厚待的同時，都是采取一種隱約的限制態度。不論是歷次處置的勛貴，還是標志性的滑州桉，以及后續由趙普牽頭出臺的一些限制政策，都是在這個原則下展開的。
不限制不行，歷來開國王朝，都免不了驕兵悍將之禍，戰亂之時是功臣，和平時期控制不好就成了禍害。
趙匡胤通過贖買政策，搞了一個“杯酒釋兵權”，解決了這個矛盾，但同樣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驕兵悍將是解決了，但國家與百姓的負擔重了。
劉皇帝過去也是這么做的，哪怕不像趙匡胤做得那么“極致”，但同樣也產生了類似的效果，后續的限制政令，也是調整的一種舉措。這毫無疑問，是在勛貴階層中引發了諸多不滿，若不是過去的積極擴張，以及商業、海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讓勛貴們從中獲利，緩解了一些矛盾，大漢內部的問題恐怕要更加深重。
同時，為了平衡勛貴階層，對庶族官僚的扶持，則是劉皇帝大力推動的。而事實證明，這個階層的發展是極其迅速的，隨著趙普為首的一批大臣，陸續得到重要，占據朝廷要職，掌握大權，也確實取得了一定對勛貴的壓制。趙普能為相那么多年，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但凡事都不可能只有好處，沒有弊端，庶族官僚的崛起，也帶來了諸多吏治問題，貪腐只是其中最為粗劣的表現，也是劉皇帝用來開刀釋放矛盾的理由。
而從揚州桉到盧桉，劉皇帝的目的，也在于此。一方面壓制勛貴，一方面又打擊官僚，籍以鞏固籍以鞏固統治，維護皇權，但同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君臣之間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加深之中，權力、利益是一方面，劉皇帝過度的強勢與膨脹的權欲，也讓勛貴與官僚艱難忍耐。
與過去一樣，百姓觀者如堵，議論紛紛，叫好不斷，而被強令觀刑的公卿大臣、勛貴官僚們，則緘默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