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任何外來者抑或行蹤有異者，舉報有獎，官府的差役更是時時巡邏檢查，不合規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別判定有亂賊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飯，甚至于吃牢飯都是幸運，被投入刑徒營乃至被殺頭，都一點不稀奇，亂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現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顯著的，雖然避免不了無辜者被牽連，但若把官府的禁令當真，老老實實地待著，自然不會有事。同時，也著實讓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跡民間的亂賊，抓起來向朝廷請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難民，魚龍混雜，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賊，這些地方官僚的顧慮，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趙王乃至朝廷的強壓下，他們不得不接過扶危濟難的差事，一個冬季的時間，自環慶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萬多的難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開寶二十一年后半個冬季，整個關內呈現出一種肅靜的狀態，民間的流動與活動，大為減少，除了長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許商賈輕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開具的印有道司關防的通商憑證。
過去那種，商旅如織，人流如潮的情況，不復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駝隊，要么是軍隊運輸的車隊，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賈。
為了配合榆林剿賊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臺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員流動，以保證治安，維持穩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過，這么多年了，大漢的體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趨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變通。
通商證，就是如此時局之下的一個變通手段。大漢的這些城市，毫無疑問，基本都屬于消費型城市，都需要海量農村資源的供應，即便是處于市鎮中的那些作坊、工場，其原材料供應，也需要從外部采購。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大商小販。
因此，從頭至尾，官府出臺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項民生資源消耗最嚴重的時節，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保證市鎮內正常的生產生活，那也是會出亂子的，倘是那樣，反而本末倒置，與維穩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亂，顯而易見，給關內乃至整個西北官民的生計造成了嚴重影響，時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戶破產，尤其是那些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小商小販。
即便穩定性最強的農村，也受到波及，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勞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廣大鄉野。
同時，也促發了一股還鄉潮，很多在城市鎮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選擇先回鄉窩著，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險與機遇，從來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幾乎遍及整個關內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時也避免不了權錢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場財富狂潮。
普通的商賈，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沒法做，日子沒法過，但對于那些少數大商，卻是難得的機遇。聰明的有實力的人，在面臨規則乃至禁令之時，想的卻是如何借著這個機會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