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官僚們尚且自顧不暇，又何來的心思與精力，去治馭豪強、黔首呢西北官場在這三十年間，幾經整飭，不動則矣，一發必是大案，牽連廣泛。
而在數次整頓過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經出現政權旁落的趨勢。借著朝廷的整頓，一些豪強、宗族復起，竊取地方治權。
同時，為了統治西北，軍政系統內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勢力，朝廷的整頓雖然是無差別攻擊，那些人同樣損失慘重，但漏網之余，卻趁機擴張影響，發展壯大。甘州楊氏，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總而言之，劉旸的進言，算是切中了劉皇帝的心理。若是劉旸拿政局動蕩、民心不穩那些老生常談的理由來勸諫，很可能只會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責。
在劉皇帝看來，朝廷大加吏治，打擊貪暴，亂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階層。民心，首先這個“民”字的定義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惡，甚至不需要他們有什么作為，他們就能穩如泰山。官僚與小民之間，也從來只有統治與剝削關系，整治河隴的目的，就是因為地方官員太過肆意妄為，剝削太狠，吃相太難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來的怨言
因此，這樣的說辭，是絕不可能打動老皇帝的。但是，當太子拿地方治權與宗族、豪強反復來說事，那大事上還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視起來。
在老皇帝眼中，貪官可惡，可恨，但不可怕，是隨時可以拿來擦屁股的廁紙。但倘若因為究貪治吏，導致地方治權旁落，問題才更嚴重。
于是，及時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時，拿下了那么多官員，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實現了。接下來，則要進入新一輪的循環
之中，就從安撫西北官場開始
事實上，西北官場之弊，屢禁不止，甚至鬧到治權旁落的結局。尋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無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運動，搞株連，擴大打擊面，進行大面積清洗，這樣搞，怎能不出問題。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時之弊，但帶來的后遺癥就不能憑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當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還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讓地方豪強抬頭的機會嘛。
與之相比，還是太子劉旸那種穩中有進的做法，更適合當下的大漢，做法不同，但最終目的也能達到，同時也更符合“治大國如烹小鮮”的道理。
大漢的政治，應該更加趨于理性，而不應由老皇帝隨性胡來。而大漢的政治規則，本是由劉皇帝而發，但如今，很多規則都被他自己打破了，這對大漢的政治生態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說，老皇帝已經不太適合繼續統治這個帝國了，由老皇帝而產生的各種問題，已經深重地影響到帝國，影響到整個帝國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補漏，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比起河、隴整肅，還有便是老生常談的稅改問題了，雖然已經沒有那么轟轟烈烈，但對帝國的影響顯然要更為深遠。
距離稅改，已經進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經在全國全面展開了，同時，各種問題也開始集中爆發了。最顯著的問題有兩點，一是來自地方的阻力，依舊存在，不敢當面與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數是層出不窮。
就拿土地清丈來講，朝廷數次下詔，讓諸道州把清丈結果匯總上報，但至今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沒完成，要么是上報的數據不實，看著都假的那種，最過分的還得是河隴，三年了都還沒有開始，問就是“西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