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頂幞頭，兩縷短須，白面長衫，王欽若的賣相還是十分不錯的，溫文爾雅的氣質也容易讓人心生好感。
不過，此時夜幕下的府宅內，王主簿卻不復平日里的淡定與從容，那張儒雅的面龐間，隱隱流露出的乃是憂慮與后怕。
不需多猜，闖駕告狀之事，自是王欽若炮制出來的，當然，深知其中風險的王欽若，在具體操作上顯得格外小心，是盡量把自己代入為一個憂國憂民的下官，熱血上涌，一時激憤，因而行舉莽撞，斗膽為民請命。
首先從告狀人的選擇上，就頗費心思，兩名闖駕人，自然是羅山縣當地人，都是工匠出身，身負匠籍，有一定資產、名聲，且小有見識、意氣。
并且，以工頭的身份，參與到了泰康宮的修筑中，并且深受其害，吃苦、受罪，死丁、破財這一點尤為重要，這是他們豁一身狗膽攔駕告御狀的源動力，這也能夠勉強解釋他們對雞公山地勢、道路的了解，以及對天家權貴的車駕標志的大概認知。
當然，王欽若也是深知其中風險的，于是，在整個策動過程中顯得異常小心。不管在暗里做了多少手腳，至少面上，王欽若只是反對苛刻州政，憐憫匠夫及羅山百姓之疾苦，兩名匠求到他，一時義憤，幫他們寫了一份訟狀罷了。
這一點同樣重要，在整個事件中，他王欽若必須有所表現，一些“正義”的表現，否則如此折騰做甚總不能真的是為了扶危濟困、為民請命吧。
實事求是的說，王欽若此舉，是冒有重大政治風險的，一個不好，丟官罷職倒是輕的，身死族滅則后悔莫及。對此，這些日子，王欽若是越想越明白，也越想越恐懼，惶惶終日，難以自安。
對王欽若而言，這就是一次賭博，以弱冠之年入仕，快三十而立了，還只是一個從九品的下縣主簿，這樣的際遇，讓王欽若有些著急了。
人一著急，就難免出錯，做出一些不清醒的激進決定，王欽若正是如此，這還與才智高低沒有多大關系。
正常情況下，作為一個脫離了吏職的朝廷正授官員，哪怕只是九品小官，那也是朝廷命官，身份地位都是不一樣的。以王欽若的資歷與能力，哪怕按部就班地發展下去，十年之內，成為一縣的主政長官，并不是太過困難的事情。
然而，若是四十歲上下，還只是區區一縣令長，那又不是王欽若所能接受的了。青春年華已然蹉跎，不可能再虛度十載盛年時光。然而這，就是當前大漢官場最普遍的情況，一個背景沒有那么深厚的人，能在四十歲左右擔任一縣主官，就已經算出類拔萃了。
如無意外，王欽若會在接下來選擇去京城參加科考，比起普通職吏、士子所具備的優勢是，參考資格是直通的，不需要連闖縣、州、道三級連考，也不需要去爭取上官的推薦。
大漢科舉規定，命官無“功名”者，可直接參考常、制舉，這自然可以看作是官僚特權的一部分。隨著大漢體制的不斷完善與進化，那細致繁瑣的條條框框，約束著天下人的同時，對上層權貴官僚則越發友好，地位越高、權力越大，就越是如此。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所謂制度，從來都是為統治階級所服務的。
科考對王欽若來說，會是一條按部就班的路，以他的聰明以及多年職事經驗，中第是有很大可能的。但是，在這個循規蹈矩的選擇之外，讓他窺探到了另外一條揚名的機會。
根源或許在于王欽若那顆不甘寂寞以及投機取巧的心，引子卻是一個人，新任京畿道布政使張齊賢。
王明的京畿道布政使，本就是帶有安撫性質，在事實上也成為了一個過渡，就在上個月，屁股還未坐熱，王明便卒于任上，病故。連續幾任西北大員，都不得善終，不是罪死，便是病亡，這或許就是西北官場的“魔力”所在了。
作為天下第一道，京畿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王明死后，為了這個職位，朝中沒少角力。然而就和去年的洛陽府尹一般，最終花落人家，卻是從不在所有人預計中的張齊賢。
張齊賢，也算半個西北官場出身的大員了，只是，過去十年，他在榆林、關內雖然做得不錯，能力也算得到朝野內外的認可，但要擔任京畿道主官，顯然還欠缺一些資歷，就和當初的潘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