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內心憤怒不滿，但劉文濟再一次深刻地認識到，新太子是他與大漢帝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幾乎伴隨著他整個統治末期生涯。
而圍繞著新太子的推舉，快速地在帝國上層形成了一個政治旋渦，幾乎將所有中樞朝臣都吞噬其中，只要在這個權力場間，少有能置身其外者。
在這件事上，大漢帝國上層的權貴們，似乎都一一蘇醒了，包括那些家世顯赫，但在歲月流逝之下，已經漸漸邊緣化的開國公侯，元從故舊。而這種斗爭，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勛貴大臣們，實在給了皇帝劉文濟半年多的緩和時間，希望他能從喪之之痛的陰影中恢復過來。因此，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隨著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讓前以吏部尚書職出任上奏，請立太子，早定國本，這場醞釀了半年多的暗流，終于徹底暴露了出來。
緊隨柴熙讓之后，請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飛向皇帝劉文濟，這還是明請的，還有諸多旁敲側擊、拐彎抹角，以各種形式向皇帝暗示的，類似的奏疏，十張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這種風正式吹起來之后，在沒個確切的結果之前，就很難平復下去了。隨著“冊立太子”的呼聲甚囂塵上，遍及朝野，對儲君的意見，朝廷內部也逐漸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陽公劉繼英以及皇長孫劉維箴，這是最核心的兩派，還有一派，則是持“中立”態度，準確地講，遵圣諭而行。但不論哪一派，在請立太子的事務上，態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樣心思與謀劃，太子該當及早確立。
而劉繼英、劉維箴兩人支持者們之間的爭斗，也形成了開國以來帝國在繼嗣問題上第一次尖銳的、大規模的政斗，影響之深遠，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廢。
雙方從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時代起就延續下來的兩股勢力的斗爭，貴庶集團的角力。支持劉繼英的，當然是以楊氏為首的軍功貴族們，劉維箴則以庶族官僚集團居多，同時，也不乏貴族支持，畢竟楊氏樹大招風，難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楊家也很難完全代表帝國的軍功貴族階級。
這也導致兩者之間，實力與影響相對均衡，因此，如果僅憑臣僚們自己推戴擁立，是很難迅速出一個結果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從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為了將目標對象扶上位，帝國的權貴們是絞盡腦汁，各顯神通，從鼓噪推戴，迅速演變成相互攻訐，一場大型的黨爭，就這么堂而皇之地在劉文濟統治時期出現了
朝廷的風氣，為之一改，建隆時代維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幾分污濁與陰霾，甚至從中樞，傳導至地方，最夸張時，連一邊遠州縣官吏，都不禁參與到太子的討論中來，其中不乏用自己的辦法表明支持之意。
這樣的局面，是遠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沒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這么久，而造成這樣的結果與影響，皇帝劉文濟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
因為，一切的本質，還在于劉文濟內心的猶疑。
同諸權貴大臣一般，劉文濟對繼嗣之君的人選，也是從劉繼英、劉維箴二者之間考慮。但最終選擇誰，卻難有個果斷的決定，每個人，都讓劉文濟顧慮重重。
劉繼英，性沉穩，有志氣，涵養足，是一個標準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雖然少鍛煉，但畢竟還年輕，極具培養價值，未來可期，身份上也沒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讓劉文濟顧慮的，恰恰是楊氏外戚的影響，看看以楊氏外戚及一干軍功貴族們組織起來的“睢陽派”吧，那等聲勢，讓劉文濟都不禁側目。
即便有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楊氏之盛，并且持續了這么多年，甚至影響到下一代帝王了，劉文濟是怎么都無法忽視這些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