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伐，可謂精銳齊發，僅殿前、侍衛兩司禁軍，便發十萬之眾，兩京及其周邊戍守的兵力，大部抽調。殿前司下屬鐵騎、龍棲、小底，侍衛司下屬龍捷、護圣、奉國、興捷悉數從征，而其中，馬軍就有三萬騎。
再兼北面都部署下屬的四萬邊軍，以及河北都司調集兩萬多地方兵馬，以及燕軍兩萬，還有郭崇威在西北地區征召的上萬雇傭騎兵。
是故，此番北伐，僅河北方面，大漢所遣戰卒，就是實打實的二十萬眾，除了都司兵馬與雇傭的雜騎戰力稍弱之外，剩下的都是經過常年操練的精銳。若是再算上大量的輔卒以及民夫，那人數則突破了四十萬人。
這樣的實力，用傾國之力來形容或許勉強，但在維持國內統治穩定、諸邊防御的基礎上，大漢朝廷也算做到極限了。而集大漢七成以上的精銳，劉承祐選擇御駕親征，也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御駕親征的問題，朝中又是一番爭執，總有人持謹慎態度，不想讓皇帝去北方冒險。大兵之爭，勝負難料，如果以這樣的實力，北伐仍舊失利了，那無論是對于皇帝，還是對于國家而言，都是威信的巨大挫傷。
皇帝最好還是坐鎮東京，安定人心。事未慮勝而先慮敗，是個謹慎持重的態度，然而，很多人都只顧著想戰敗的后果，卻少思勝利的輝煌。
是故，哪怕有范質為首的一些大臣極力勸諫，但根本無用。乾祐元年，國家困難，親征一個李守貞都勸不住，而況于如今權威愈盛的皇帝。
如此龐大的動兵規模，除了完善有序后勤支撐，諸軍的協調統率，是至關重要的，而指揮系統的構建則是重中之重。
皇帝親征，御營由鐵騎軍、龍棲軍、大內軍一部，以及一些輔卒及后勤人員組成，約步騎三萬，由趙匡胤擔任都部署。
在前線設幽燕行營，陳留王安審琦為都部署，燕王趙匡贊副之，總督漢燕諸軍。其下，高懷德為馬軍都統，慕容延釗為步軍都統，柴榮為都監。后勤方面，以李處耘為行營糧料使，韓徽（韓通之子）為副使，負責營前輔卒、民夫的管理以及軍需之供應。宰臣魏仁溥為兩河轉運使，薛居正掛副使職，負責后方軍資的籌措供應。
而御駕出發之前，對于東京，劉承祐自然做了妥善的安排。太子監國，諸宰輔之，處理政務，保證在皇帝離京期間國家的正常運轉，這在皇帝前幾次出巡期間，已經有過充足的經驗，只是此次，有個少年太子當作吉祥物供著。
當然，太后、皇后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此次，雍王劉承勛也在輔臣之列。由于柴榮、李處耘都隨軍北征，樞密院的事務，暫由王樸權領。
至于京城的防御，劉承祐交給了向訓以及韓通，分兼并正副巡檢使。事實上，在大軍陸續開拔北上后，東京的兵力防御立時薄弱不少，只有殿前內殿直、侍衛武節軍、皇城大內軍以及一部分巡檢兵馬。當然，這還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足以拱衛京師。
兵力抽調得最狠的，還得屬洛陽、滑、衛、澶、濮及大名府這些拱衛東京的重鎮，這些地方也是一直以來禁軍戍防的主要地區，兵馬北調之后，防御可以用空虛來形容。不過，如果敵軍想要進攻到這些核心統治地區，也基本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