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開寶年的新政，并不止于農事、民政，在養民生息的綱領之下，還著重提到了幾條。
其一，吏治。除了繼續明確反貪、反腐之外，對于朝廷的監察體系繼續調整，使三法司的職權范圍更加清晰。同時，對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職權責，也加以明確。
繼續清減冗官，對中樞及地方道州諸衙職吏數量進行精簡，以縣政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縣、縣丞、主簿、縣尉等親民官外，對于當差吃糧的吏人公人數量也進行一定的削減，對各類吏職進行調整，該合并合并，該裁撤裁撤。同時規定，小縣各類公職吏人的數量控制在50人，中縣75人，大縣100人，望縣150人。
大漢各縣分級，還是按照人口劃分，兩千戶以下為小，兩千戶以上為中，五千戶以上為大，萬戶以上為望。當然，對全國人口清查登記，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選才方面，繼續完善科制度，增加實用科目，擴大錄取范圍，控制錄取名額，加強徇私舞弊的懲罰力度。同時，提高貴族蔭官入仕的標準。
另一方面，繼續拓展觀政制度，不僅限于中央部司與近畿衙門，而向天下道州推行，并加強對官員的考核。同時，新的俸祿制度，也正式頒行，這是配合此前的勛爵制，提高官僚們基本待遇，畢竟在乾祐時代，劉皇帝并不算“優待”官員，經常聽到有官員清苦而難以維繼生活的情況。雖然屬于少數，但也能地窺其一貌。
其二，則為河務。既為防備水患，也為疏通漕運，不管是對政治、經濟、還是軍事，漕運之通達，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劉皇帝打算在舊有水道水脈的基礎上，對全國的漕渠進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議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議。
不只是針對中原、東南，河北地區也一樣，甚至于，關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請求重鑿砥柱、三門。當然，在河務方面，劉皇帝始終秉持的一個基本方針，就是不急不躁，穩步推進，量力而行。
除了開鑿、疏浚、改道、并流之外，針對于水患頻發的地區，除了加固堤壩之外，就是繼續推行植樹，于水岸密植楊柳以固土。
其三，則是軍事了。對于大漢的軍制，劉皇帝目前還是很滿意的，內外相制，更戍法也實行多年，算是穩固了，因而只是微調。
提高諸邊戍卒的待遇，除了禁軍的輪戍之外，對于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輪換的辦法。另外，則是對全國軍力進行一次調整，禁軍、及邊軍主要是汰換，將老弱退役，地方則裁減，當然，嶺南、東南地區暫時猶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衛的軍士，則提升至一萬人。
更重要的，則是劉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對外用兵，軍事以守備為主，一心經營發展國內的樣子。當然，這只是表象，短時間內，確實沒有再大規模用兵的意思了，國家需要調整，百姓需要安寧，以內安官民，外惑四夷罷了。
在大漢取得基本的統一之后，這輪冉冉升起的紅日，所釋放出的光芒，已經讓周邊諸國側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鶻、高麗、大理這些國家，都爭相遣使，忌憚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國、部族，更是紛至沓來，包括此前沒有多少聯系的安南吳朝，也遣使到東京了，卑辭厚禮，態度尤其恭順，稱奴顏婢膝也不為過，妄圖稱臣以得到朝廷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