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大漢哪處情況最復雜，統治難度最大，那么毫無疑問，西北地區，尤其是關內道北部以及收復時間還不算長的河隴之地。
漢夷雜處，戎狄環伺，民族問題是其根本原因，當然，自古以來，常有西患，這不是件值得驚奇的事。
只是，對當即的大漢而言，所面臨的困難，又遠超前代。畢竟，中原政權，失去對河隴之地的控制，還從來似唐時淪于吐蕃之手那般久，即便有歸義軍昌盛一時，也不過黃粱一夢。
等大漢重返河隴，所面臨的，可以說是一個失去了民眾基礎的情況。吐蕃、回鶻、黨項、羌等胡人，已然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雖然，大漢是以一種包容的心態，接納各族百姓，各方勢力也因為帝國的強大而俯首陳臣，但在推行漢制的過程中，仍舊避免不了矛盾與沖突，降而復叛實屬尋常，流血事件更是屢見不鮮。
一些騷亂，一些困難，一些陣痛，對于偌大的帝國而言，或許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同化統治的執行上，朝廷還是很堅決的。
另一方面，由于統治重心的東移，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懾，也使得中央對于西北地區的掌控能力，也不如強的前代那般強，堪稱秦漢以來大一統王朝最弱。
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自長安自開封之間有多遙遠，也代表著朝廷對西北統治的難度增加了多少。
不過，在近兩年，新舊民之間的矛盾，也益發凸顯出來了。從當初折從阮平定西北叛亂之后，以漢民稀少，十余年間，對于西北邊州，朝廷一直都在進行遷戶實邊的政策。
根據朝廷官方的記載，前后十五年的時間內，大漢一共向西北地區遷徙了三十余萬眾。不要小看這個數字，即便以西北之大，已然可觀了。
而其中有三次規模最大，關中蜀亂之后，徙亂眾置邊；滅蜀之后，又遷豪強以及叛眾；再加上，對東南大戶的滿滿強遷。
耗了這么長的時間，費了這么多的精力，自然見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變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區，漢味華風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來人口遷入，填補漢民缺口的同時，也直接考驗著官府的統治能力與手段。治安問題，風俗沖突，新舊矛盾，各種各樣影響西北和諧的問題，是層出不窮。
在許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來，這些外來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來搶奪他們生存空間的惡狼。
而大部分遷戶，對此，本就不樂意。三十多萬人中，只有不到兩成，是從全國各地搜羅的無地農民、貧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遷戶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闖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強遷的豪強、地主、平民，要么就是像川蜀、吳越這樣的叛亂余眾。
這些成分復雜，且多含怨氣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這種多亂之地，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悅的事情。這大概就是，舊的問題還未徹底解決，新的問題已經產生了。
也就是，當下的大漢朝廷權威正盛，而對西北地區也足夠重視，統治也足夠強力，并且遷戶都是分散安置的，問題還不算尖銳。
但是遷戶的問題，也實實在在地擺在那里。京城內外，不乏有識之士，比如有西北為政經驗的郭侗就曾上表劉皇帝，講遷戶問題。
已經升關內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說西北遷戶，多懷怨望，希望朝廷能夠加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