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寶四年的下半年，大漢帝國的軍政并未如往常一般波瀾不興。自入秋以來，朝廷內外的人事進行了一次開寶年來最大的變動。
南方幾個道政高官都換人了，包括兩江、閩浙、湖南以及兩廣。至于原來的長官，范質、昝居潤、邊歸讜，都不復其職。
當然，這并不是三人哪里做得不好，或者劉皇帝有什么想法。邊歸讜與莒國公李濤相繼卒于任上，二十四臣，又去一人。
范質則以年高染病，難以繼任，主動上表，于是劉承祐下令，將之調回東京休養。
至于昝居潤，也是相同的原因，身體出了問題，和汝國公李谷一樣，風痹之癥，再加上吳越大叛亂時，他作為閩浙的最高行政長官，透支身體精力太多，雖然朝廷沒有問他的責，而內不自安，也相機辭官，劉皇帝詔準。
情況已經很明顯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早些年劉皇帝所倚仗的文武重臣干吏，陸續凋零。慕容延釗故，邊歸讜卒，范、昝染病，對此，哪怕已然見慣了，劉皇帝也難免唏噓，只能對老臣老將們，多加優待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經過四年的安撫，兩江、閩浙以及兩廣這些地區，已經徹底融入大漢的統治秩序，軍政皆進入正規，也是時候按照朝廷正式的章制，委派軍政了。
一人主兩道，終究只是臨時性的辦法，對當下的大漢而言，不是長久之計。于是，東南四道，加上湖廣三道，一下子空出七個道的職位來，自然引得朝野內外聞風而動。
畢竟在大漢，不管在各地設有多少權力巨大的臨時差遣，地方三司才是主流的牧守機構，也是正常情況下各地的最高權力機構。
有拼命地往京里調動，高居廟堂的地方官吏，自然也不缺外放，為一道高官封疆的京官。而七道之中，有五人最引人注目。
其中，王著調任江南布政使，同樣是從皇帝身邊走出的近臣，相比于王溥已然高居宰相，王著的仕途要“坎坷”些。從乾祐五年平淮之后，就被外放為官，從一個知縣開始，近十五年下來，終于成為一道主官。
即便如此，仍舊引得一片側目，因為到如今，王著尚未年滿四十，同時因為其性豁達而無城府，履歷雖深，但欠缺手段，對委他一道之任，朝中還是頗有微詞的。
比如吏部尚書竇儀，就直接進言，說王著還欠些火候，但是擰不過劉皇帝。因為，不管王著有多少不足，對劉皇帝卻從來忠誠，十幾年的言行舉止，那種恭敬乃至崇拜，幾乎印到了骨子里，對于這些劉皇帝也是有所耳聞的。
顯然，皇帝近臣的出身，對于王著而言，可謂受用終生，江南可以說是大漢最富庶的道府了，王著也由此一下子成為大漢的政治明星。
呂胤則調任兩浙布政使，他就任兩浙，不管從哪方面來講，都沒有人提出異議，其履歷之深厚，能力之強干，整個大漢都挑不出幾個比他更好的。
畢竟，他一步步從州縣小吏，成為皇帝“秘書”，早在幾年前，就有資格主政一道了，只是被劉皇帝看上了，調到身邊用了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