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芊芊見徐光啟對李思勉評價甚高，相當高興，早不介意開始的事了：“徐伯父，省身已經同我解釋了，我明白的。”
徐光啟又說：“二位年侄伉儷情深，即便論及國家大事，也不分開，殊為難得。”
李思勉解釋道：“徐伯父，拙荊本想避諱，但我想讓她旁聽學習。因我聽聞國外女子，也頗有懂政事的，我既要納西學，就連這也一并接納了。雖不敢比那班昭續《漢書》、書《女誡》，但將來也愿她做我的賢內助。”
（班昭是班固和班超的親妹妹。班固書《漢書》，未竟而卒，班昭奉旨續寫《漢書》）
徐光啟笑得白胡子抖動起來：“哈哈哈！賢侄不拘一格，實乃性情中人！”
侯芊芊聽到“賢內助”，臉有點紅，因她也知道自己是什么猴樣兒，絕算不上賢惠……
。
“徐伯父，你著有《甘薯疏》，想畢你親自試種過番薯，也知道這種作物適應性強，耐旱，耐貧瘠，產量大，那為何我大明至今只有零散地區在種，沒有將其廣泛推廣？”李思勉問出一直困惑他的問題。
徐光啟見他如此清楚番薯習性以及番薯在國內的種植范圍，知他心系蒼生飽暖，對他就更贊賞了。
“賢侄，若論高產、耐旱、耐貧瘠，高粱也不輸番薯，高粱更兼耐鹽堿，但高粱也不是我大明主要農作物，你可知這是為何？”
（明末番薯種植時間短，較為野化，產量沒比高粱高多少。）
李思勉倒沒想到這點，老實說不知。
徐光啟嘆了口氣：“若要百姓種番薯、高粱，那朝廷須先保證番薯高粱賣得出價格。”
時下賦稅政策是“一條鞭法”，一條鞭要求農民交銀子，而非糧食。
因此現實往往是這樣：農民種細糧，如稻米、小麥，收獲后賣掉，換了錢交稅，剩下的錢換雜糧混合糠菜給家人吃，混個餓不死。
就算種了高粱、番薯，賣不上錢，交不了稅，也是白搭。
張居正死后，一條鞭的積極意義被破壞殆盡，只剩下消極意義越發擾民。到天啟年，民間已經不大遵守一條鞭了，而是回歸到用糧交稅。
但就算用糧食交稅，地方稅務官也只要細糧，不要無法折銀的番薯、高粱。
哪怕稅務官妥協，肯收番薯、高粱，那收的量絕對要大，要遠超賦稅才行……既然如此，農民又何必種番薯、高粱自找苦吃呢？
另外，明面上糧價是由朝廷制定，但實際上卻是由各大糧商財閥操控的。
就像物價總局里有糧商的人，而糧商只要細糧，那番薯這種水分足，不耐久貯的糧食能賣得出錢就怪了。
糧商為什么只要稻米，因為稻米能儲存數年，能保值，隨時可以拿出來操作撈錢，尤其在明末這種氣候惡劣，饑饉頻發的時候……
另外，明朝知識傳播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想要快速傳播番薯，最有效的法子是皇上下令，第二就是由讀書人群體進行宣傳。
但士紳群體的本質是地主剝削階級。
“種番薯”的建議，已經動搖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民用一小塊地就能吃飽，誰還需要租借地主的地？地主又怎么抽頭農民的錢？
再者，不論閹黨還是東林黨，都不想要賣不出錢的番薯。
李思勉父親李效實，侯芊芊父親侯太常，甚至徐光啟自己，都不希望自家莊子大量種植番薯……
所以這些新式作物，從引入中國起，就沒有得到官方的推廣。
哪怕是清朝，也是到乾隆年間，因人口激增，人均土地減少，朝廷才積極推廣番薯、馬鈴薯、玉米這“源自南美洲的三大作物”，實際上，這三大作物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
唉，大明末年，各個領域都仿佛泥潭，若身在其中，就寸步難行。
誰有勇氣毅力將其改革，撥亂反正？沒有人……沒有人啊！
所以才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來推翻這一切，重新洗牌，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