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開疆拓土的目的在養民、富民、強民，疆土即開，兵者之責在衛國、衛民，兵來自于民，養之于民。
所以亞圣《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張珪聽得已經頭大，忙雙手把住孟祺的手臂，即懇切又耍賴道：“孟師傅，您慢慢說些”
孟祺說：
“少將軍，一般人能夠通讀兵書戰策，知曉練兵之法，能夠觀察天文地理山川形貌，計算輜重糧秣，戰爭消耗，了解敵國人情軍事，會用計謀，那么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可以做不錯的將軍；
但是要做到了解戰爭的根源、目的，知道戰爭該不該打，怎么打，即必須了解到，國家的戰爭，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無非開疆拓土，保護國民生產生活。
所以左丘明說國家的大事，在祭祀和戰爭；
孫子兵法說，兵事是國家的大事，直接涉及到國家興亡存廢，戰事未完，則不能輕言勝敗，戰事即便勝利，帶甲十萬日費千金，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但是他又說兵外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這一點我們蒙元騎兵卻實實在在是不一樣的！
蒙古北邊之地非常寒冷，無法種植，只能游牧，每到冬天，如果不能通過賣出牛羊獲得生活物資，蒙古人就只能承受饑寒交迫，白災一起（草原上大規模暴風雪，會掩蓋地上的草木，導致牛羊沒有食物凍餓而死，人也因此凍餓而死），千里雪沃冰封，那真是絕望呀，除了死亡，就是死亡。
所以蒙古人從小生活在馬背上，一兵三騎，日行千里，就食于敵，戰利品豐富，遠勝于生產，所以我們能夠打破孫子兵法的局限。
我們才能用這么少的軍民，打敗大宋的軍隊。”
張珪撓撓腦袋：“這么復雜？不過好像一聽，很有道理的樣子。”
孟祺接著說：
“至于你說到的咱們善待文天祥這件事情，得乎天子為諸侯，咱們如果失敗了，那就是千錯萬錯，但是只要咱們勝利了，那就是大智大勇大仁大義，什么人下蛆也沒用；
所以，關鍵不在是不是善待文天祥，而是勝還是不勝；
少將軍，從拔都（勇士）到鎮國將軍，欠缺的不是勇敢，而是智慧；
不是背書本解經義掉書袋，而是窮其根源，明其運化。
打個比方吧，我們看花很好看，如果想要一朵花怎么辦？當然可以搶下來、買下來、要過來、借過來；但是我們想要滿園的千萬朵花朵常年的盛開，那就要栽種。
有人說，整個花園，我家有錢也可以買下花擺上呀，說這個話的人，就沒有當過家；
所以《莊子·秋水》篇說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
戰爭，驅動戰爭的是利益和利害，決定戰爭的，是物資獲取和戰爭人力，這是戰略的根源，在這之后，才有戰術”
孟祺見張珪依然猶猶豫豫，接著說：
“既然說到這個程度，我就替少將軍說說迫降和全殲；
這就分為比較迫降與全殲的——軍事利弊、民生利弊和朝廷利弊；
從軍事利弊來說，宋軍如果打仗，迫降敵軍，能夠減少戰損和撫恤，軍功也很高；
但是對我大元來說，我軍將士的利益主要是戰利品和軍功晉升，因為我蒙元軍制與宋朝不同；
宋朝輕視我蒙元，自然不屑于了解我軍軍制與將士的利益，甚至一些酸文腐儒喜歡尋章摘句，宋朝甚至文貴武賤；
但是他們人口太多，過于富庶，兼有兵器冶鐵之利，這是我蒙元全朝都比不上的地方，他們有大把的人口和物資可以浪費甚至破壞蹂躪，可是我們必須精打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