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策伸手將案上的書拿了過來，看了一眼，原來是《鹽鐵論考釋》，仔細再看，書的天頭地腳寫了不少朱砂字，應該是黃琬看書的批語。黃琬的書法很大氣，方方正正，自含奇崛之氣，有些禮器碑的味道，不像蔡邕的書法那么圓。
“黃公好書法。”孫策很自然地贊了一聲：“你是支持御史大夫，還是支持賢良文學？以你的身份，應該是賢良文學吧？不與民爭利，藏富于民，對吧？”
黃琬目光微閃，垂下眼皮，將孫策放歪的書擺正。孫策看得出黃琬的心情有些矛盾，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以黃琬世家名士的身份而言，他當然是支持賢良文學，反對與民爭利。可是以他從政多年的經驗而言，他又很清楚，反對與民爭利的結果就是世家、豪強的坐大，而這正是本朝百余年都沒能解決的痼疾。
孫策也不著急，靜靜地看著黃琬。郭嘉把黃琬說得那么好，他其實是有些懷疑的。郭嘉再聰明畢竟也是人，他脫離不了這個時代的局限。他行為非主流，不代表他就不向往主流。對黃琬這種少年成名，德才兼備的名士高官，他是沒什么抵抗力的。與黃琬類似的李膺就是郭嘉的偶像之一。
可是在他看來，這個時代的讀書人不管有多大的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他們的世界觀就是從接受儒學教育開始的，然后才有機會接觸現實，他們看待世界的標準就是儒家的，凡是與儒家學說不同的都是錯的，都是需要改造的。
這就是他們大多偏執的根源之一。很多人也許認識到了儒家理論與現實的偏離，但他們最多只是明哲保身，做個隱士，或者陽奉陰違，做一個偽君子，卻沒人敢質疑儒家世家觀的正確性。
不與民爭利，就是儒家仁政觀念的一部分。
從本質上來說，不與民爭利的初衷并沒有錯，沒有一個人希望皇帝無節制的榨取民力，將整個天下的財富都用于一個人的窮奢極欲。孫策也不贊同。但不與民爭利這個美好的愿望在執行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與愿違的結果，尤其是儒學獨尊，成為整個王朝的政治倫理支柱的時候。世家豪強用這個理由名正言順的拒絕交稅，結果戶口增加，朝廷卻陷入了財政困難，只能看著世家豪強無節制的膨脹。
儒家的政治思想大多如此，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初衷很完美，結果很糟糕。
當然，這也不是儒家才有的毛病，黃老、法家一樣有其無法克服的短板，相比之下還是儒家好一點，維持穩定的時間更長一些。兩千年的王朝更替，各家輪番登場，最后還是儒家堅持得最久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儒家不是最好的，卻是最不壞的。相比之下，黃老道家、法家都堅持不了太久。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漢初用黃老，五六十年就難以為繼，最后只能看著儒家閃亮登場。
沒有一個政治理論是完美的，苛求儒家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用辨證的目光來看，隨著生產力，生產關系也必然要跟著變化，不然就會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要素。可是儒家有一點很致命：復古，什么都是過去最好，什么都是圣人說得有理，就算是變法也要托古改制。
如此一來，儒家天生就有自相矛盾的屬性，言行乖離，無法自圓其說，被事實打臉也就不意外了。儒家的大部分問題都來自于此，德教、禮教之爭出于此，今古文之爭也出于此。除了那些死讀書的大儒——他們心里只有紙面上的制度，沒有現實世界，反而沒有矛盾——但凡是有實際行政經驗的人都知道，真要完全按圣人說的做事，十有**是行不通的。
黃琬行政經驗豐富，在地方做過太守、刺史、州牧，在朝廷做過三公九卿，他對這種矛盾體會最深。面對孫策，他又不能強辭奪理，否則被孫策抓住把柄更丟臉。身為俘虜，他也不可能以前輩的身份壓人。孫策反問了一句，他就知道這個話題沒法繼續，只能沉默以對。
見黃琬不說話，孫策暗自發笑，主動開口，換了一個話題。“黃公，剛才你說的擊敗我之后，要用我的力量攻擊袁紹，是掩飾之辭，還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