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駕的《雨晴》詩，在晚唐諸多詩篇中并不算上等佳作，以詩趣清新盎然而稱。
難耐詩興動筆修改的也不止上官婉兒一人，還有一個名氣要比上官婉兒包括原作者王駕更大的，那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比較巧合的是，上官婉兒與王安石的改作居然頗有相類。
這雖然有巧合的成分，但也不算是什么小概率事件，二者所以改詩有一個原因便是都看重詩文格律。當下詩歌格律還沒有正式形成，上官婉兒的祖父上官儀乃是律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秉承這一點家傳意趣，上官婉兒對詩歌格律有比較嚴格的追求也屬正常。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時期，詩歌格律已經完全成熟，在宋人看來，絕句就是律詩的一部分，所謂的“絕”，即就是“截”。絕句前聯對偶，那就是截了律詩的后半部分，后聯對偶那就是截了前半部分，兩聯都不對偶便是截了律詩的首聯、尾聯，絕句不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詩歌體裁形式。
至于唐人所言絕句，則是繼承于南朝。南朝以兩句為一聯，兩聯為一絕，這便是絕句的由來，又稱為聯絕。
唐人詩歌成就雖高，但是在藝術技巧方面，必然是一個逐漸豐富與成熟的過程，后世肯定是要豐富過前世，這也是文化不斷的發展與下沉的趨勢脈絡。
到了明清時期，技巧上肯定更趨成熟，所以討論文化，大不必捧古諷今。唐朝是詩歌開創期，構建高屋框架，因是氣魄雄壯，后世則在此框架下不斷的添磚加瓦，這才共同構成詩歌廣廈。
后世詩歌雖然少有新的領域開創，但是文學體裁也豐富起來，明清的藝術高度又遠遠不是唐傳奇能比得上的。
詩歌是唐人日常文娛消遣之一，后世講到上單、打野這些概念，唐人也懵啊。時代不同，不必放在一個標準去討論優劣。更何況藝術的高低，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去評判。
比如王安石所改雨晴詩，有的選本就稱語工意足，了無鑱斧之際，有的選本則稱改成了蠢詩，即非品金，卻被王安石點成了鐵塊。品詩是一件私人化、情緒化的事情，個人感受如何，占了極大比重。
詩文創作之中，格律是咬文嚼字的游戲規則，《雨晴》是一首有著獨立感觸與意趣的詩作，當以規則套用其中，改詩者又不能完全體會原作者的心境意趣而只是追求恪守規律，斧鑿之間匠意趨同并不奇怪。
上官婉兒能與王荊公巧于同工，倒是不負才女之譽。
當然，在鄭金道聽途說的轉述中，并沒有完全還原太后武則天針對這首詩的點評。
否則李潼所關注的重點將不再會是上官婉兒才高與否，而是心驚于武則天對原詩作者心境領會之敏銳洞察，這簡直就是觀皮洞骨、近乎妖孽的天賦！上官婉兒也算心思細膩，王安石則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可是在這方面，他們與武則天相比都是相形見絀。
對于《雨晴》詩歸于上官婉兒名下，李潼并沒有多少失望，他腦海中佳篇無數，也不差這一首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