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相權，是一個天然的矛盾，皇帝如果權威過盛，宰相形同虛設。宰相如果太過勢大，皇帝則就被直接架空。
武則天代唐履極，首要打擊的也是宰相這一群體，對李唐宗室的剪除其實還要擺在次要位置。去年的越王李貞等人作亂也說明，沒有宰相等朝臣們的支持，就是一場笑話。這種內重外輕的局面和印象，一直持續到安史之亂才被打破。
皇權要穩，中書就必須要進行分權，于是便有了知制誥這一制度的產生，為的就是分奪中書省中書舍人擬作詔敕的權力。太宗時期的溫大雅、魏征，高宗時期的許敬宗、上官儀，包括武后臨朝時期的北門學士，便是因此而產生。
武則天女主臨朝，雖然培養了一批待詔女官，但這些女官們往往身在禁中，并不能完全取代朝臣。所以如麟臺、兩館這樣的機構，便需要有官員入事大內，充直待詔。
麟臺對于中層官員們之所以有吸引力，就在于這一點。雖然沈君諒訴苦兼自嘲，言是麟臺職權被剝離嚴重，號為病坊。這雖然是一個事實，但也僅僅只是麟臺外署的情況。
麟臺是有外省、內省的區別，其中外省位于皇城中，史官、太史局被先后剝離，僅僅只剩下一個半殘的著作局，編書注書這樣的本職工作也出現了兩館這樣的競爭者，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一個面向外朝開放的圖書館。
但是麟臺內省卻位于大內，鳳閣官署附近，仍然保留承旨待詔的職能，直省官員幾近于鳳閣舍人這樣的供奉官。
至于麟臺對宰相一級高官的誘惑，那就是已經被剝離出體系之外的史館了。
像是剛剛離開外省前往內省直堂的麟臺少監薛克構，其人有一個伯父名叫薛元超，是高宗時期的宰相。薛元超晚年檢討自己，言是平生三恨，一不能進士及第，二不能娶五姓女，三不能修國史。由此可見修國史這一件事，哪怕對位高如宰相都有著極大誘惑。
李潼在入事麟臺前，也考慮過一番自己能夠在這個職位上做些什么。
首先是對人誘惑最大的修國史，他其實興趣不大，主要是肚子里沒貨，擔心露怯，也不渴望能夠筆削春秋而留名青史。就算是讓他修國史，他難不成還能把《資治通鑒》抄一遍？
至于底層官員們渴望的解褐清職，對他也沒有意義。現在的他早已經跨過了這個階段，起手就是麟臺少監這樣的領導崗位。如果有得選，他倒巴不得被貶逐外州，找個角落貓起來猥瑣發育呢。
算來算去，也唯有內省供奉待詔這一點對他還算有些作用。別的不說，起碼能時常見到他奶奶啊。
祖孫親情實在淡薄，他之前捧著薛懷義，無非是希望能夠將薛懷義當作與他奶奶進行對話的傳聲筒。當然薛懷義給他的幫助更多，這又是另話。
但如果能夠入直麟臺內省，獲得知制誥的職權，直接與他奶奶對話，就可以大大避免中間商賺差價這種情況。
而且這種對話還不是那種私情上的溝通，而是在制度之內的框架關系，可以極大程度避免他奶奶那種反復無常的作風給他帶來的壓力，能夠做的事情也更多：你別再老張嘴嚇唬我，我可是外朝選舉派來跟你對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