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也不急著向眾人解惑，而是繼續召見排在后方的諸行社社首。不過后方乙等、丙等行社數量激增，諸社首便難盡數登堂入見了，只能選取一些代表登堂來見，其他人則就在衙堂外席地而坐。
“今日集見百業社首，為賀幕府新設社監署。想必諸位也都好奇，這社監署究竟章程如何，又監管何事。”
李潼也不賣關子，在諸社首登堂拜見之后，便開始講起今日主要內容：“國朝創業以來，仁治普施，百業興盛。或有短厄之困，但世道終究昂揚向前。生民各司其職，行業蒸蒸日上。
諸位都是各自司業翹楚，如今匯聚衙堂，人勢壯闊，可知所言不虛。朝廷雖然章制完備，但世道日新，也需要追趕時勢，格式增補，以求官民便利。社監署，顧名思義，非為治民，只為監社。”
眾人聽到這里，臉上都流露出幾分不自然，畢竟誰也不樂意身上管束更多一重，遭受更多盤剝。
李潼并不理會眾人情緒變化，只是繼續說道：“生人有長幼，行業有首尾。定序無存，則萬物不興。樹有枯枝，不修則躥，事有丑陋，不治則害。長安舊經動蕩，雖所害未深，但可謂一警。如今京內坊市蕭條，行業不振，往日繁華不復，人皆有感切膚之痛。
今社監署新創，匯聚百業諸社，正為振興諸業。署中將設社庫，積錢五百萬緡，分補所錄諸社，盼能生民享惠，奮力生活！”
此言一出，滿場俱寂，人人瞪大雙眼，一臉的難以置信，瞪大雙眼彼此相望，想要求證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李潼倒是很滿意在場眾人的反應，所謂若欲取之、必先予之。
行社是社會發展、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所產生的一種新的社會資源集中方式，現行的制度其實并沒有太好的管理方式。哪怕到了后世，仍然如此。想要讓相關民眾們服從管理，自然要先向他們表達出制度的優越性。
此前幕府便在討論補貼籍民、刺激生產與消費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的設想，但李潼都感覺不太滿意。
佐員們所提出的補貼對象主要還是自然人，比如獲得朝廷民爵嘉賞的公士之類，又或者年過幾十、家有幾丁，這也是以前慣用的手段。
但這些方式，所針對的只是生民個體，而生民的需求普遍單一，無非衣食等基本需求。長安新經動亂，物資難免短缺，把錢發到小民們手里，或許會刺激他們積谷備荒的囤積欲，搶購幾種有限的生活物資，這與李潼所設想全面刺激長安民生恢復有些出入，起碼不會對諸行業生產造成太大的補益。
所以他在考慮一番后，還是決定將補貼的目標從個體轉變為以行社為單位。如此一來，雖然會刺激行社進一步發展，但也順理成章獲得對行社的管控權。拿了我的錢，我總要查一查你用在了什么地方。
至于這樣會不會造成行社尾大不掉，這也是多慮了。因為古代東西方行社的發展，是有本質性的不同。
西方行社或者說行會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產生，是平民從業者對抗城邦貴族的一種組織。而東方則是在城市發展到一定規模，為了補償統治模式而興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