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這樣，王府資產售賣仍然較之平康伎們所帶來的這筆收入少得多。這當然有長安民情沸騰、借此聲援雍王的原因，但這條文娛產業鏈所帶來的效益也的確是頗為可觀。
不過，所謂的文娛產業還是要建立在社會秩序長期穩定、民生殷實的前提下。老實說，眼下行臺管理下的陜西道還遠遠達不到這種水平。
所以，這一現象非但不可恃以沾沾自喜，反而是要有所警惕。由此反推出一些行臺施政方面的過失，從而加以修正。
比如說，在這一次的事件中，李潼就意識到商賈們參與政治糾紛的熱情已經高的有些過分。他們或許在主流輿論方面沒有太大的話語權，但卻通過錢財投入這一最直觀的方式來刷取存在感，較之神都方面無疑要活躍得多。
當然，這件事李潼也是要付很大責任的。特別是西進以來，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幕府在財政物資方面，不得不采取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與商賈們互動頻繁，給予了更大的包容度。包括李潼本人，對此也頗有幾分樂見其成。
可這一次的事件，往小了說是地方與中央在財政方面的糾紛，往大了說就牽涉到國器何屬的敏感話題。就連許多勛貴、世族在這方面都不敢輕易表態，可商賈們的站隊熱情卻如此高漲，哪怕這些人是站自己，但這一現象也值得重視并警惕。
雖然說別人爭相送錢給自己花，自己還要對他們提防有加，這想法有點不地道。但商賈這一社會群體，其本性就是逐利，一定是要看到投機的可能，才會勇于奉獻。
在中古時代這種農耕背景下，即便不搞行業歧視，也可以斷言商賈這一群體的社會責任感絕對不及地主及自耕農高。
李潼一邊思忖著，一邊在紙上寫寫畫畫，他準備著內衛徹查一下陜西道諸州縣吏治，要給商賈干政這一風潮潑一潑冷水。
當然，眼下陜西道這些活躍的商賈們對他而言也是一股重要的支持力量，甚至行臺絕大部分財政收入都是在與商賈互動中獲取。
完全一刀切的割舍那是自廢武功，自然不可取，但是以往一些有所忽略的細節則就必須要規范起來。如果仍然任由滲透腐蝕，則積重難返、悔之晚矣。
畢竟在農耕社會中，商品經濟盤口只有這么大，一旦商賈們掌握了太多社會資源的分配權，是會出大問題的！
李潼并不是算無遺策，比如這一次在輿情方面就險些玩翻了車。但他擁有足夠的警惕，并不篤信什么萬世之法，任何政令的實施，任何政令的實施，都要合乎世道的發展。
像是此前為了鼓勵商賈們從四方向長安興運物資、活躍市場，行臺不只開放了大量的水陸要津，在商品倉儲方面幾乎不作任何管制，這也是長安一些區域地價飆升的原因之一。
這么做的確是豐富了商品、活化了市場，但也讓行臺對市場的管控力度有所削弱。商品可以隨處儲存，甚至根本不需要報關入市，樣品點驗、私庫交割，這一部分買賣以及商品流向，都不在行臺管控之內。
如果這一次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陜西道秋賦問題，讓這一穩定可期的財源可以名正言順的留在行臺度支使用。那么李潼就打算基于此將長安商品倉儲環境規范化，以財賦作為基礎與商戶們訂立一個倉邸贖買的契約，貨入官倉，加以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