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臺那場會議過去了大半個月后，時間很快來到了三月末，雍王典賣家財籌措的錢款，終于正式與朝廷使者們進行交割，作為去年秋賦的補償，合計為六十七萬緡有余。
這個數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評價。
如果單單只論這一筆財貨多少，那自然是一筆巨款，像是作為蜀商翹楚中的宋霸子，以百萬緡飛錢投獻行臺，幾乎都已經到了傾家蕩產的程度。長安城中商賈云集，真正能夠拿得出這樣一筆巨款的商戶寥寥無幾。
哪怕在國家財政中，這樣一筆錢同樣頗為可觀。像從永徽年間開始征收的戶稅，雖是戶分九等，但若折中計錢的話，每戶約在百二十錢之間。陜西道諸州，永徽年間舊有戶數約一百三十萬戶，戶稅尚且不足二十萬緡。
若從國家開支方面來算，天授年間內外在品職官約兩萬眾，合年競支祿米為一百七十萬斛。以斗米五十錢論，凡在品官員一年祿米所支折錢也不足九十萬緡。
但事實上斗米五十錢已經是極為高昂的價格，像在貞觀、永徽年間等連年大豐的情況下，關中米價甚至都很少超過斗米十錢。神都洛陽地處天中，漕運物流環境較之關中的長安還要優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樣的動蕩之時，斗米都無過五十錢，長期穩定在三十錢一下。
換言之，雍王入繳的這一批錢款，足支內外職官一年之祿且還綽綽有余。
但跟國家整體財政收支相比，區區六十多萬緡實在不值一提。在中唐兩稅法實施以前，大唐財政收入還是以租庸調為主，租收谷米，庸則力役，調則就是以各種紡織品為主。
盡管永徽以來，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已經遭到了極大程度的破壞，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種大稅、小稅并諸資課以彌補這方面的財政流失，所以總量上仍然沒有削減多少。
像后世《通典》所載，天寶年間戶稅所收每年得錢兩百余萬緡，但在租庸調作為財政主體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收入所占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不過二三十分之一。換言之，天寶年間大唐國家整體財政收入，即便是以戶稅二十分之一計，也達到了四千萬緡之巨。
如果以這樣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去年朝廷在陜西道流失的賦稅額度應該在三到四百萬緡之間。但事實上，這個數字只大不小，因為朝廷核算財政收支，諸物折錢主要是以和市官買物價作為標準，而這一物價較之真正的市場物價通常要低兩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陜西道諸州財政還不僅僅只有租庸調，像是隴右的牧監稅草、河曲的鹽稅，以及諸州物料土貢，包括諸羈縻州府所進方物貢賦，陜西道諸州每年能給朝廷帶來起碼一千萬緡以上的財政收入。
也正因為物貨數額如此龐大，李潼才要想盡辦法的將物貨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區區幾百萬緡，還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費周章的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