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永昌年間，唐家所尊的二王三恪發生了變化，以周、漢為二王，舜、禹、湯為三恪。這當中的周可不是北周介公，而是先周姬氏。
這一次改立二王三恪，雖然是武則天為自己代唐履極而做的準備工作之一，但畢竟是以大唐朝廷的名義而定。
如今國業雖然歸唐，但這一前制卻沒有明文改變。畢竟李旦自己都還沒有返回關中祭祀祖陵，就不要說給二王之后正名、恢復地位了。
介國公地位超然，一則在于唐家創業以來的積習、從武德以來便以周隋為二王之后，二則就是其家之于關隴勛貴群體的非凡意義，畢竟就連八柱國之家都是端過宇文家飯碗的。
但其實從正規的禮法而言，介國公的地位并不受到法律的保護，認不認看你自己的態度。
這就是李潼惱怒的原因所在了，朝廷以介國公西來，就是為了逼他表態。
他如果向介國公見禮，那就代表著認可朝廷革命以來各種禮法改制，包括目下朝中裴炎平反等一系列熱點事件，甚至需要考慮該不該迎皇帝西歸祭祖。
可如果他不向介國公見禮，那就是否定所謂的革命成果，否定自身在革命中的功勛，乃至于是與關隴集團劃清一個界限。
畢竟，二王如今雖然不得法禮承認，但長久以來就是關隴集團所信奉的唐業正統來源。任何質疑這一點的人，都可以說是關隴集團的敵人。
二王三恪并不僅僅只是一個國家賓朋的禮法問題，更直接決定著王朝法統性有何而來。
以周、漢為二王，摒棄當中的魏晉南北朝，這種正統追定并不發源于武則天，早在隋朝就有大儒王通為代表的關東人士在倡導此議。初唐四子的王勃之所以這么倒霉，就在于他也不自量力的加入到這種討論中來，秉承他爺爺的主張。
甚至于就連李潼的亡父李賢，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說是這種爭執的一個犧牲品。
高宗李治對于擺脫關隴門閥進行了諸多嘗試，也卓有成效，但在改變二王三恪這一問題上，仍然有所保留，不夠堅決。李賢作為其太子，就充當了一定的投石問路的棋子作用。且不說府中員佐配給，單單其所修頗具學術價值的章懷注，就可以說是繼學南朝。
在這一點上，可能李賢探索的太遠，做的甚至超乎高宗想象，所以讓高宗都隱生忌憚。這或許并不是李賢被廢的最主要原因，但起碼是有一定因素在其中。
李潼雖然常說沒有接受太多他老子的遺澤，但其入世之后，江南人士對他分外熱情，除了時勢所致，也有一定的此類淵源在內。
捋清了這一條線，就明白了朝廷使派介國公西進的險惡用心。對此李潼自然不接招，他之所以來到潼關，也不是為了迎接介國公，只是為了把其人堵在潼關以東。
你說他是國賓，結果你把他當狗使喚，還讓老子行禮，這特么是什么道理！
真要抬這種硬杠，搞意識形態斗爭，老子現在就殺去洛陽、你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