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眾人當中，的確不乏如陳銘貞、徐俊臣之類投機客一早就打定主意抓住機會便投靠雍王，當然也免不了真正忠勤王事者。
但諸如觀國公楊嘉本之類，打算挾勢制衡雍王者同樣不在少數，雖然隨著楊嘉本身死，這個念頭已經不敢再輕易流露出來，可眼下連場景都還沒轉換，就被雍王連消帶打、要將自家籌碼力量給收編了，一時間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好接受。
雖然一時間有人難作決斷，但對于一些人來說，眼下任何一個需要表態的時刻都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此前一直沒有搶得表現機會的徐俊臣這會兒便忙不迭的越眾而出，匍匐在地并大聲道：“如殿下前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義有大小之伸屈，殿下鎮國扶鼎，乃應天承運之大計，人間稱義者無過于此！臣安敢私計惡阻于大義，亦不敢貪賞竊食將士之勛功……”
徐俊臣的踴躍發言，起到了一個極好的表率作用，接下來又有數人出列表態，愿將所從屬卒員獻出、并推辭掉格外的恩賞。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表態，仍在沉吟難決幾人便心生危機感，哪怕心里極不情愿，也只能硬著頭皮表示一切聽從雍王殿下的安排。
等到在場時流多數表態之后，事情就變得簡單了。則天門前所聚集的這幾千卒眾的確給李潼帶來了不小的心理壓力，從強殺楊嘉本到之后各種雞血壯言，其中多半意圖都是為了收編這幾千人。
皇城中撲殺叛軍之后，接下來想要進一步掌控神都城，無論如何繞不開眼前這幾千卒眾。但這些人身份又比較特殊，他們并不是普通的坊曲百姓，而是分屬于時流諸家的奴仆。
如果用樸素的人權解放思維處理，登高一呼，豁免這些人的客奴身份、給予他們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他們就會歡欣鼓舞、舍死效命，哪怕屠刀揮向舊主。但這種做法，現實中可行性實在不高。
倒不是說這些人生具奴性、不愿爭取獨立自主的地位與人格，而是唐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任俠尚義的精神，主仆之間不僅僅只是一個身份關系，更有一層恩義相結的社會倫理道德約束，這種道德倫理在以武勛起家的關隴勛貴群體中也甚有表現。
這其中一個比較鮮活的例子就是隋初韋袞有奴桃符，健壯有力，每隨出征多有建勛，后來韋袞將之放免從良，并代之表奏功勛，獲得朝廷封犒。桃符殺黃牛獻主乞姓，韋袞賜之姓韋，桃符仍不敢與故主同姓，只稱黃犢子韋。
《朝野僉載》有說，韋袞之所以賜奴同姓，就是防備著時過境遷、后代子孫不知前事而與奴家亂婚，賜同姓之后便沒有這樣的隱患了，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奴仆。但韋袞若知后世出身黃犢子韋的韋后倒臺后，京兆韋氏受其連累被大殺一通，會不會后悔當時的這一點精明。
拋開別的不說，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主仆相得的例子。彼此之間的情義以及互相成就，聽來顯然要比冷冰冰的制敕宣令要更有人情溫度。
唐人這一點尚義的精神，李潼是深有感受，越是出身底層，這種知恩圖報的道德感就越強烈。畢竟他自己本身從弱小到強大，便深得此利，所以在具體情況中，也并沒有忽略這一點。
“義無謂大小，概是人間正氣！我愛此間壯才，恩賞厚給，群卒憑此酬報故舊，諸家份內應得、安然受之，毋須推辭。縱然事付輿情，寧我當此奪士之惡，不使群員義氣有損。”
徐俊臣這個機靈鬼托兒當的是不錯，不過雍王也自有宏大一面，自然不會吝嗇這一點恩賞。
義無謂大小，但前程卻有。投靠雍王無疑是要比留事故主擁有更多的機會、更遠大的前程，而在這選擇中所產生的背叛感與負罪感，雍王替你們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