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張說如此反應，李潼也是微笑點頭，手書“集英館”三字，并當堂授給張說集英館督造使職。而另據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聽到這一樁任命后，忍不住抬頭看了堂上的監國元嗣一眼，然后又連忙低下頭去繼續批閱。
李潼之所以另創學館，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要集權。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雖然打亂了他的布置，讓他不得不提前恢復朝廷諸司人事結構，但也并沒有就此放棄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將集權攬權的意圖細分步驟。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員宰相，除了楊再思以中書侍郎職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個各有本職事務，全都不是兩省官，換言之除了政事堂這一個場合，諸宰相幾乎全都沒有別的身份與權力質疑他的決定，將最上層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這唯一一個場所。
其次以備問失職為名，直接停了自兩省以降諸供奉官職，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讓朝臣們埋頭做事、拼KPI，不要高談闊論、唧唧歪歪。
這樣的人事結構當然不合理，特別中書、門下兩省直接放空，甚至就連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備法律效應。但李潼也沒辦法，供奉官這一群體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種侍從性質，他們對舊秩序的忠誠與服從性質相對更高，真正的事務權不大，話語權卻不小。
如果這一群體繼續保留下來，朝廷必然會有大量的精力損失于內耗中，這顯然無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職，埋頭做事、不論是非。
但這么做也不是沒有惡果，首先是朝廷政令決策的章軌法禮性無從體現，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務決策匯聚于最高決策層。
法禮性倒是好解決，無非是群臣的認可度高低，《靖國格式》的頒行，奠定了這段靖國時期從權從宜的一個整體基調，恩惠普授也讓群臣們對此保持高度認可，不會動輒唱反調、氣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這一個利益共同體的一員。而且凡所令式頒行，只以“靖國”加署發付有司。
超強的工作量與超快的考課節奏，也根本沒有給他們留下思考、討論的時間。而原本該由門下省、御史臺與吏部共同負責的考課工作，在《靖國格式》中直接將每旬小考的權力暫給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為銓選的一個標準，而五品以上的給授則仍保留在朝議中。
《靖國格式》本身就是一種獎賞激勵的臨時制度，是為了能夠讓朝廷平穩的渡過這一段特殊時期，讓朝臣群體都能盡量的參與進來。
諸司職事有輕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亂復治的事務之外，為了讓諸司都能保持忙碌運轉，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讓一司將物料計點存入官倉、下午著另一司取走的制令。總之，你別閑著。
這樣當然會造成大量人事資源的浪費，可問題是，人一旦閑下來腦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發瓢。千人則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賢者，天使與魔鬼，都是無聊者自我加戲。
在大目標明確無疑的非常時期，討論資源有沒有達到最優配置，都是廢話。人人充實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獲，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運行邏輯。
更何況，在他四叔當國這幾年里，朝廷的確是積沉了大量民生相關的事務亟待處理。而李潼也確有眾多改革之計，雖然眼下洛陽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難出河洛的狀態，但這并不妨礙相關的行政構架與資料籌備的進程。
比如說舊年行臺試行兩稅法，推行起來戰戰兢兢，是功是過也沒有一個標準參考。
可是現在，他就可以著戶部、司農、太府、少府等諸司聯動，將過往十年間諸道租調、課錢并雜捐收支，以及諸州常平倉逐年盈虧等相關舊籍統統整理出來，從而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個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