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條，就是拆分州治，將相州一拆為三，并且將漕運沿線獨立設置，歸朝廷直接管轄，沿漳水設立官屯。
第四條就是三州量田計口，進行比較徹底的均田。
第五條則就是移民，州縣多丁高戶內遷河洛，以充實都畿。
五條計策，一條比一條兇狠。首先將叛亂寬大處理，從而維持一個寬松有序的氛圍，讓相州局勢最快恢復安定。第二條則就亮出獠牙，讓參與叛亂者輸錢免罪，同時于鄉境中制造對立，讓謀亂者不能挑撥鄉情、對抗朝廷。
第三條那就更狠了，直接把相州這個過于龐大集中的州治給肢解拆分，并且將朝廷的控制力沿漕運直接插入州境中。在沒有了相州這個相對龐大的行政機構后，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更加入微，接下來就是將地區資源重新分配，從而化解豪強盤踞鄉野的局面。
最后就是收官了，剩下一些過于頑強的鄉間土豪們，直接連人口帶家產統統集中到都畿附近，處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中。
在看完了集英館提交給自己的這個方案后，李潼也不禁感慨，怪不得河北那些土豪士紳們對自己不怎么感冒。無論是此前河東天兵道的騷亂，還是這一次河北幾州的鬧亂中，都存在這些人的身影。
也不能說因為自己一直沒有直接管理河北相關的事務、以至于河北時流對自己不熟悉而有所抗拒，他們真要熟悉起來，只怕早就揭竿而起了。
但無論怎么說，河北、特別是河北南部諸州，錢糧富足、人口稠密，是大唐版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也是帝國統治得以維系的基石之一。
此前過于松散粗獷的統治的確是不利于地區的長期穩定，借著這一次的平叛定亂，的確是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縝密周全的統治。而相州此境，就是進行改革與磨合的地點。
在將集英館定亂計劃權衡一番后，李潼又拿起筆來增加了一條漕兵制。在完成了河北普遍均田后，凡所受田丁戶在耕三年則應役一年為護漕之兵，三番應役之后轉為團練戶，不加雜役，但須響應朝廷征募，五十可以免征。
河北的經濟實力和潛力都是極大的，特別是在黃河還沒有泛濫成災的當下，且河北民風尚勇，是上佳的兵源地。
這從后世伴隨大唐始終的河北藩鎮就能看得出來，所謂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當然這種詭異的局面，主要還是統治結構的問題，但河北人的勇武也不容小覷。
當然，底子好并不意味著拉起來就能用，比如王孝杰兩百家奴就能直突相州幾千叛軍，還有歷史上武周河北募兵與契丹打的幾場糊涂仗。后世河北牙兵之所以威名赫赫，那也是長期戰亂所磨練出來的。
眼下河北這幅鬼樣子，顯然不適合進行大規模的兵員征募，河北平民還沒有普遍受到朝廷的仁政惠利，而豪強階層對他又不太感冒，就算把人馬招募起來，刀鋒向誰可不好說。
幸在李潼起家從來也不是說靠的哪一個官僚群體，當下世道中規模最大的關隴勛貴與河北世族，可以說跟他關系都是馬馬虎虎。
所以他行事起來也不必受到太多的舊規則約束，通過關中幾年針對關隴勛貴們的打壓，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還算穩定且實力不弱的基本盤，內外大軍近二十萬，不說懟天懟地，起碼當下是沒有一個政治聯盟能在極短時間內便發展壯大到跟他抬硬杠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