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朝會結束后，時間已經到了正午時分，群臣各自歸署，但幾名在朝宰相還是留了下來，側殿用餐后又繼續討論了一些政策性的問題，然后才各自散去。
對于這一屆的執政班子，李潼還是比較滿意的。幾名宰相各有所專、各有所事，基本上在他們各自負責的領域中，政事都能有條不紊的運行著，李潼只需總覽大概，不需事必躬親。正因宰相們盡心盡力，他才有閑情偶爾魚服坊居，不必每天都緊盯著朝政事務。
當然，宰相們也并非一團和氣，彼此之間還是略有摩擦。比如李元素自恃久事行臺的資望，不怎么瞧得上格輔元這種靖國時期結束之后才歸朝的宰相。而姚元崇對劉幽求同樣有些不太感冒，認為劉幽求無參兩省機要、驟攫宰相，是恃幸之徒。
諸員之間雖然存在一些矛盾齟齬，倒也沒有達到耽誤正常事務運作的程度，李潼偶爾從中稍作協調，大多數時間則就是視而不見。
外朝是比內宮還要復雜的場景，臣員們一團和氣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沒上升到產生嚴重內耗的程度，也實在沒有干涉過問的必要。有才能的人難免棱角分明，但如果恃才傲物、搞不好與同僚之間的關系，逼得君王要親自插手處理，那就越過了尺度。
宰相們也都是頗為成熟的政治人物，自然明白當下基調就是穩中求進，無論任何人破壞這一前提，哪怕他的政治主張多么具有前瞻性，也終究不夠務實，是一定會被取代的。
更何況當今圣人從來也不是一個惟仗祖蔭而幸居大位之人，該要對什么人事下手，自有一套標準，也從來不會拖泥帶水。適當時候收斂棱角，也是他們各自都有體會的共識。
政事堂諸員各司其職，即定的政策方針有條不紊的進行著。而李潼除了領掌大概之外，還有一件比較關心的事情，就是對后繼隊伍的培養。
從東都洛陽便創建起來的集英館，既是李潼的一個智囊團，也是對中高層官員們的培養基地。此前集英館諸學士如宋璟之流，都已經開始出治大州。后繼者張說之流，也都逐步的開始嶄露頭角。
返回長安后，李潼對集英館人事結構又稍作調整，確立了兩名學士分知館事，四名直學士掌判館務，十二名侍讀學士參編修、備問等諸事。接下來還要招收一定的館生，進行一些教學、觀政方面的工作。
兩名集英館學士分別是中書舍人李嶠、門下給事中馬懷素，四名直學士分別是陸景初、張說、鄭浮丘與裴光庭。
李嶠與馬懷素分兼兩省要職，自然是李潼安排在兩省的兩個耳目釘子。李嶠掌修《時政記》，而馬懷素則開始領銜修編《則天實錄》。兩事雖然還沒有正式從兩省分割出來，但因為各自領事長官的緣故，集英館諸人也能加入到相關的編撰工作中去。
四名直學士中，陸景初自不必多說，早年便是雍王府內學士，只因其父陸元方坐鎮蜀中的緣故、暫時沒有外放歷練，畢竟父子并治大州有些不妥，若要外放的話，憑其資歷也已經足堪大州通判。
如今陸景初在朝，已經是江南士人后起之秀當中的翹楚人物，類似姚璹等江南宰相對其也頗寄厚望，是將他當作江南人士的在朝二代目來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