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初，絕大多數中國人依舊迷信國營、集體的廠子，認為端上鐵飯碗這輩子不愁吃穿。
許多城市待業青年干著個體戶的同時依舊在聯系工作，一旦有了指標，十有**義無反顧的去工廠上班。
原因很簡單，社會上瞧不起個體戶，干個體的小伙子哪怕有點錢也難找對象。
廠子的效益有好有壞，但凡出現那個廠子紅火了，獎金、福利高了，有路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各顯神通，調進。
不少廠子就是因為調入的關系戶太多，應了“花無百日紅”的說法，嫣兒了。
錢國棟以前就善于上下活動，他當然知道廠子紅火了會面臨什么，但是他會用這些人情換取利益。
這里的利益是雙關的，包含集體利益也會存在個人利益。
用得好了，廠子會更加紅火，過了頭，惹禍上身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堅守一條底線，不拿任何人的現錢，做到適可而止，坐牢還不至于。
錢國棟每次從廣東回來都會找黃道舟父子聊聊，黃瀚一直叮囑黃道舟和錢國棟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
不是要求他們苦著自己，而是要求他們膽子大一些，只要廠子效益好，厚著臉皮給自己定最高的工資，用不著考慮悠悠之口，萬萬不能搞變通，提高自己的收入。
這方面黃瀚有經驗，因為在九四年公司法出臺之前，黃瀚的單位就被查過，逮了幾個。
那時認定企業領導人、經營者貪墨兩千塊錢就可以判刑一年，但是哪怕簽字拿走了幾十萬工資、獎金，屁事都沒有。
有些廠長、經理就是犯了傻，明面上的收入和職工差不離，私底下拿了不少錢，最后東窗事發鋃鐺入獄。
黃道舟走承包經營的路子肯定能夠做得到公私分明，錢國棟的“陽光電器廠”是縣里重點扶持上馬的項目之一，暫時不可能承包給誰。
因此黃瀚每次都提醒錢國棟，哪怕送人家兩條煙都要打白條子拿去廠里報銷，萬萬不能搞出糊涂賬，到了最后說不清。
黃瀚這也是提醒錢國棟，拿錢可以直接打白條子注明理由，檢察院反腐時查賬，這種條子都是承認的，不會計算為非法所得。
……
晚上放學的黃瀚回到“事竟成飯店”時，發現張吉生已經站在門口望眼欲穿了。
他一見到黃瀚就樂滋滋迎了上來，問道：“黃瀚有沒有拿到自行車票啊？”
黃瀚淡淡道：“你準備買二六型還是二八型的？”
“乖乖隆地洞！真拿到了？我當然要二八型的呀！”
黃瀚隨手拿了一張自行車票遞給他，道：“‘永久牌’的，滿意嗎？”
“我滴個乖乖，是‘永久牌’呀！太好了，我滿意。滿意得不得命呢！”
張菊生、程云霞、秀兒幾個都圍上前看張吉生手里的自行車票，黃瀚干脆又拿出兩張道：
“我認為給舅舅也買輛‘永久牌’二八型蠻好的。秀兒姐，你喜不喜歡‘鳳凰牌’二六型自行車？”
“太喜歡了，你給我的是不是呀‘鳳凰牌’！”
“當然，拿到的幾張自行車票沒有雜牌子，都是鳳凰、永久。”
過了年十九歲的張玉蘭心里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