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溫持續飛降。我們已經在工地上歇了七天。工地全面停工了，就算室內的裝修工作，比如老爸他們所在的木工班組，也不得不停下來。工地上的三幢樓在寒風中屹立，明年開春就能竣工了。其他工友們陸續地回家了，有的工資已經到賬，有的拿了一部分錢，還有的回家等老板電話。木工班組活停得最遲，因此留下來的人最多，差不多只走了兩三個人。
我們一家以及同村的叔叔們都沒走。他們拿不到全部工資是不會走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等著這點錢。有的要用這錢為父母買暖和點的鞋，有的要為妻子買時髦的衣服，有的要為兒子買禮物，他們早在心里盤算好了，只等著領到錢買東西回家。他們必須等。
我們這七天過得很不舒坦。我們一家人加在一起，身上只有兩三千塊錢，還是老爸找那些領到工資的工友們借的，只好省吃儉用。我們的一天是這樣過的：早上睡覺，把早飯省了；中午煮泡面；晚上太冷，把中午剩下的面加點開水加點菜，就算飽了。即便這樣，我們也已經囊中羞澀，不知道能撐到什么時候。老爸老媽似乎已經習慣，他們年輕時就是這樣過來的。工地上發工資與別處不同，拿的是“年薪”，平日里只發些生活費交通費，但偏偏“年薪”又遲遲到不了手里。每次老媽都覺得對不起我和阿花，說跟他們在一起還要吃苦。
這天，我和老爸去小寶叔屋里，一起商量向包工頭討工資的事。小寶叔還沒有吃飯，在床上躺著嚼花生米。等一會兒，煮的面差不多好了。小寶叔扔掉剩的小半根煙頭，揭開桶蓋，香氣撲面而來，很快飄滿屋子，他呼呼地吃起來。老爸問：“怎么今天晚上不喝酒？”
“酒剩的不多了，我現在要控制點，一天只喝一頓酒。”
“喲，那可真是太難為你了，以前可是一天四頓啊！”
吃完了面，我給他們兩人均點上一支煙，我們三個開始吞云吐霧。然后，我就開始在旁邊靜靜聽著他們的對話。
小寶叔說：“我們下午還要去嗎？”
“當然去，”老爸彈了彈煙灰，“難道在這里等著他們送錢過來。”
小寶叔嘆了口氣：“真不知道我們啥時能回家。”
老爸沒有回答，他估計心里也想問這個問題，可不知道誰能解答，他吸著煙，眼里充滿愿景的望著窗外。
我們這幾天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去找老板要錢，我的工資雖然不多，但是我每次都會跟著去。美其名曰，作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代表。其實我主要是想幫幫老爸的忙，多個人總是好的，哪怕只是壯膽。
工地上簡易的會議室里，一張紫紅色矩形會議桌，凌亂地放著報紙、安全帽。墻角擺放著各類工具。空調溫度打的很高，熱浪習習。工地上的水電費全算在老板賬上，空調都二十四小時開著。我們來得早了，會議室空無一人。木工班組的叔叔們坐在椅子上，拿起報紙端詳，不認識字，只能盯著上面的圖畫。一盒煙即將告罄之際，門嘩地開了，冷風趁勢卷進來，桌上的報紙意志不堅定，紛紛落下來。進來的是包工頭何榮，后面跟著幾位工友。何榮高大魁梧，金剛怒目，八字胡比斯大林的都威嚴。他雙手插在上衣的大口袋里，夾個公文包，鼓鼓的，像是吃撐了的胃。后面幾個人佝僂著腰瑟瑟縮縮的進來。何榮將公文包“啪”地往桌上一拍，一屁股埋到椅子中，脫下右手的手套，燒了一支煙，一吐一納，板著臉說：“錢還沒有到。要工資來這么多人干嘛，想打架啊！”說起打架，我恐怕比在座的各位叔叔們都有資歷，但是我沒有說話，只是往前站了站，同時用眼睛瞪著他。
一位工友叔叔囁嚅著說：“何老板，什么時候能發工資，我們都等著錢回家過年呢。”
何榮拔出口中的煙，猛地站起來，氣勢洶洶道：“錢！就你們需要錢！我也等著錢回家過年！你們天天找我有什么用，我也是給老板打工的，他不給錢我有什么辦法。”